編按：史家嘗言，1967年的「六七暴動」是香港近代歷史的分水嶺。今年是「六七暴動」55周年。正所謂「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是故，便有了兩位六七當事人的對談記錄。鮑起靜女士，當時是中四學生；嚴浩，當時是中三學生。他們兩位同一左派學校的學生，1967年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呢？
承接上文：〈上學不上課的歲月──嚴浩、鮑起靜對談〉
嚴：嚴浩 鮑：鮑起靜
鮑：那時生活艱苦樸素，大家會以艱苦為榮，沒人會穿得花枝招展。當時香島沒有正規校服，總之白恤衫藍褲就可以。「暴動」期間，我們則很少穿，因為已成為了「左仔」的標籤。有些同學就改穿粉藍色、淺藍色褲，想想也好笑，因為其實並沒有分別。不過我們以「文工團」去普慶戲院（按：現已拆卸，今改建成逸東酒店及普慶廣場）演出時則會穿白衫藍褲。那時我們經常在普慶戲院、新光戲院演出，都是不收錢的。當然也會在工會、學校演出。但這類文工團演出，正如你剛才所說，只維持6個月。其他愛國單位，像電影界的演出也很多，則延續了幾年，像勞動節、國慶節之類都有演出。
反而過了六七之後，全校開始統一做校服，女孩開始要穿裙子了。其實我喜歡繼續穿褲子的。記得那時九龍塘真光中學就在我們附近，她們經常穿旗袍，我們那時看到就說：「搞錯！穿旗袍」。
嚴：其實那也是另一種標籤，包括學生的校服。現在真光中學的女生還是穿旗袍？
鮑：對，現在還是。旗袍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守舊的象徵。哈哈！
嚴：坊間常常誤傳，那時的愛國學校會搞讀書會，讀大陸的書，宣傳大陸那套思想。其實我們是不會搞的，那應是為了團結那些官津補私（按：即官立、津貼、補助、私立學校）學校的同學而設的，譬如讓讀書會的人看《紅岩》（按：大陸著名革命小說，作者為羅廣斌、楊益言）、《青春之歌》（按：大陸著名革命小說，作者為楊沫），我們並不需要。
鮑：對，我認識官津補私學校的朋友，他們也做類似的事，也有學習班，像格致書院（按：私校，1986年已停辦），也有一班人在做，他們比我們更「左」。可能我們覺得自己是受「愛國教育」，覺得別人是「奴化教育」吧！（按：左派陣營批評殖民地的教育是要令學生甘受奴役）。
嚴：其實這也是種標籤。
鮑：別人標籤我們是「左仔」，也不覺得什麼，畢竟被標籤了很多年。嚴浩你好一點，你畢竟在外國留過學。
嚴：我認為今天不應再標籤別人。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可以想想別人基於什麼，意見才不一樣。標籤其實只是鬥爭的策略。標籤一件事或一類人，他們想做的東西最後就實現了嗎？
鮑：現在社會上的矛盾，大多都因為各自上綱上線，最後弄得劍拔弩張，看來這些手法或思想又在不時重複了。談到顏色標籤。說個自己的經驗：記得佔中那個時間，我和女兒要出外逛街。她堅持一定要穿黃衣服。我看到這樣，便跟她說：「那我要穿藍衣服外出。」女兒說：「你喜歡穿藍色便藍色，我就一定要穿黃色衣服的了。大家穿不同顏色的衣服外出吧！」那個階段，我就經常穿藍衣服，拿著一把藍色雨傘外出。而她則整天穿黃色衣服，幾乎所有外套都是黃色的。
嚴：你們的立場是那樣不同？那些日子相處還好嗎？
鮑：沒有問題的。我們不用講和，當然不會好像人家那樣絕交。大家各自尊重各自的看法就可以了。就等於一家五口都可以有5個宗教。
嚴：我們當年不是黑就是白，沒有中間的。若以前標籤了你是藍，他是黃，我們二人便無話可聊了。而且對方一定是自己的敵人。另外，若我痛恨誰，就把你形容成我不喜歡的顏色。
鮑：我的女兒有時跟我說：「媽媽，你自己不是經常批評中國嗎？」我說是的，我的批評的出發點是愛她。你說愛一個人的批評和不愛一個人的批評是否不同？
嚴：我想這種世代矛盾不需要解決，等她長大就慢慢知道了。我想這個對談，能讓學生得到啟發，不要輕易去標籤別人。譬如你說藍衫、黃衫，其實大家有不同意見便說出來吧。一旦標籤化以後，就簡易地二分了對方，是不是令雙方失去了交流的餘地呢？現代社會已經不是講暴力的了，不用那麼二元對立地去看問題，有什麼其實可以拿出來討論和協商。但可惜的是，現在很多時候，大家一有不同的意見，就很容易鬥爭，甚至翻臉。又或是說服不了對方，便選擇離開，沒有中間討論和協商的餘地，這是很可惜的。或者鄧小平的難得或偉大在於他敲定了不要搞太多政治標籤，社會不要搞仇恨，而集中搞經濟，所以才開創了今天的局面……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嚴浩、鮑起靜對談 4（按此閱讀嚴浩、鮑起靜對談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