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備多時的灼見名家網站終在10月22日香江風雨激盪中正式宣布開幕，誠為及時之舉，可喜可賀！
話說近月來的香江，最擾攘紛紜的莫過於佔中事件，然這只是個偽議題，因事件的核心，應是香江的民主進程。但佔中是個別事件，媒體對事件報道的興趣，大都遠高於對進程分析的興趣。
回想170年前英人搶奪香江，只為經略神州做個補給，應無大力發展之意。只是陰差陽錯，神州大地烽火連年，國人逃避戰火，不斷南遷托庇英人治下，使香江漸漸興旺發達起來。
與此同時，各種政治力量，無論推翻大清皇朝的革命黨人，厲行「二次革命，剿滅軍閥」的國民黨人，實行造反奪權的共產黨人，以至後續的國共惡鬥，也都利用香江這「化外」之地，與主宰神州的政權及一眾外國政府交手。此所以，今天掌握神州命運的中共對香江這「革命基地」的作用感受最深，因為他們本就參與其中。
但對於逃離神州大地的炎黃子孫來說，南來既為圖個安生，對於英人統治，只要不是過分暴虐，一般都會忍氣吞聲，因為大家心裏明白，這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是故「只有自由，沒有民主」並不礙事。
德先生香江過門不入
日換星移，歷史前行，二戰爆發，英人統治香江99年後終被日人擊敗，香江易主。說實在，雖然今天倒述日治香江時，大都強調當時生活困苦，日人殘暴，但其實日人對香江地位特別重視，是故成功搶奪後即將香江劃歸其直接管轄的佔領地，圖謀長治久安。而正是在日人治下的香江，才第一次出現地方行政區域的劃分；此種尊重地方特色的統治行為，在英人近一世紀的統治下尚未曾見。
當然，日人不知進退，竭澤國力圖謀稱霸最終失敗收場。但二戰後中國更是凋零，且內戰一觸即發，是故中英之間雖云已廢除各種不平等條約，但國民政府仍無力阻止香江治權再次落入英人之手。
但歷史愛開玩笑，此陰錯陽差竟又給香江帶來另半世紀的「化外」繁榮昌盛。毛氏澤東成功將中共從集體領導改造為獨樹其一尊的新興政教合一團體後，便如手腦合一，功力大增。當再發動廣大農民苦大仇深，包圍城市之計後，更是勢如破竹，將仍不知時務、各懷鬼胎的一眾國民黨人趕至台灣或是海外，於是造反奪權成功，在神州大地上另立國祚。
本來，在蒙受戰敗之恥的英人港督楊慕琦復任之後，曾思量將部分權力下放，經由選舉籠絡民心，以加強戰後港英政府之認受性，抗衡日益高漲的國人民族情緒。只是深圳河北的神州大地風雲變色，國民政府大廈傾塌，中共紅旗席捲江山，冷戰燃及香江，於是治權改革方案就此按下不表，香江第一次鳥籠民主進程就這樣無疾而終，胎死腹中。
德先生香江偶遇
神州大地變天後不消20載，文革之風在全國鼓起，到處高喊萬歲，爹娘不及主席親。於其時也，潛伏香江的地下土共都蠢蠢欲動，欲把香江這鴉片之恥一舉掃除，並將此重奪香江之功上獻紅太陽交心。只是毛氏與輔助其政的周氏恩來審時度勢，瞭然香江的化外之身猶有其可用之處。概冷戰高漲，中共面臨四面封鎖，香江之地位正如抗戰之時，可為體弱貧乏的中原大地輸入補給，也可為中共打開一扇與外敵透氣通氣之門，於是「六七暴動」無功而還，香江治權仍牢牢掌於英人手中。
當然，老於統治之術的英人心裏明白，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欲達長治久安，必先安民與籠絡人心。於是自70年代起，英方施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委任華人賢達與富貴人士於行政與立法機關之中，不過都是委任，不含選舉，以免用人不當，與其傾軋，影響統治。
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最終在1984年簽署聯合聲明，確定1997年香江回歸中國。斯時也，國內正值撥亂反正，掃除老毛遺下的大堆冤假錯案，一陣黨內溫和改革之風徐徐升起。另一方面，英人也明白日子無多，欲在日後仍有所作為，便須儘快為香江引入民主，這樣港人最能與英人及西方世界同相呼吸，而以民主抗共，亦符英人政治利益與道德倫常。反之，若港人因求民主而與國內政權鬧翻，則更能藉香江這歸家棄兒而拖慢甚至顛覆中共政權，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可謂一箭三雕。
於是，自80年代起，英方倒是真心誠意地在港施行一系列民主化措施，先是循日人所示，將全港劃分18區，創設地方基層的區議會，逐步引入直選。然後是擴充原已有之，總管衛生、康樂等庶務的市政局，並為新界加設同等地位的區域市政局，使兩個市政局逐步全面直選。之後便是將立法局的間接選舉逐步提升至直接選舉。這樣一來，香江終於第一次具備了三層選舉架構，開展了民主進程。
德先生與香江擦身而過
這個時候，中共黨內正值溫和改革派當家，籌謀自強與中興之策，是故雖不同意英方釜底抽薪，但亦不完全反對香江人民當家作主，還大力籠絡各方民主人士，此亦當年中共起家的法寶之一：「統戰」是也。其實當年投身革命的不少青年也是憂國愛民之士，無奈加入中共為其賣命後，才「發現」老毛的真正面目與倒行逆施，雖是無奈，但老來也不免深思化解與救國之道，而香江說不定就是這樣的一塊試金石。
只是，國運多磨，老毛一手建立的中共類嬴政皇朝體制仍是主體，兼之改革開放後共幹發現了資本主義優越性並樂此不疲，於是中共的黨格自我分裂與老百姓福祉被日益蠶食相交疊，引發了1989年的「六四風波」，最終以頑固派非法奪權、禁錮總書記趙氏紫陽而慘淡收場。
六四這一巨變，不只影響國運，更嚴重影響了一度順暢的香江政權交接。先是在港的崇尚民主人士主動或被動被排除在交接團隊之外，蓋中共內部的頑固派難容這些具民主理念之人，而具民主信念之士也難與專事四個堅持的中共頑固派投契。然後，是接任中共駐港頭目的周南與英人末代港督彭定康公開鬥爭，「肥彭」堅推香江立法局的全面直選，打開潘朵拉盒子，而中共則堅不認賬，九七後另起爐灶，就這樣剛在起步階段的香江民主進程就跌跌碰碰，試玩幾年後壽終正寢。
德先生門外徘徊
原來，中共本無意收回香江，但既已收回，也難免擔心這棄兒帶回家來各種乖行異想，甚至大逆不道，影響內地，是故提出「一國兩制」，既是保障香江繁榮與人心之策，也是保障內地免受「污染」之計。須知當年逃離國門前往香江者，大都是厭棄中共各種苛政暴行，而以雙腿「投票」之人，是故無論土共如何賣力，但香江的民心民意還非中共所能隨意擺佈玩弄。
是故，九七後新立的香江政權便開始了一系列民主倒回措施。先是藉架構重組之名，將兩個市政局硬生生拆掉，因這兩個市政局的選舉自始就是各路民主人士儲蓄政治能量的溫床；行這招猴子偷桃，就是直取祖廟，使民主派無法再吸收培養新生代，慢慢斷子絕孫，以達長期「和諧」一統。
另一方面，新政權也透過各種委任與號稱照顧各方利益的功能組別，使土共及各路趨炎附勢或圖保特權的建制中人，能以選舉中所獲的少數票在立法會及區議會內佔據多數議席，確保治權。
可是，當年在和熙之風與信心滿滿下，曾答允過九七後讓香江循序漸進推行民主，包括連英人也未敢做的行政長官選舉，此一承諾，雖能推遲，卻難食言。是故，也費剎接任中南海諸君的腦汁。當然，結果現在已知，就是玩弄文字，移花接木，加上「愛國愛港（黨）」的不成文規定，以及繼續透過縮小範圍、操弄候選名單，以圓一人一票的選舉遊戲。
德先生自由行險象橫生
可是，世事雖說如棋，但也常常出人意表。英人表面冠冕、背後陰謀的操弄是否如願雖不可知，但中共欲拆除民主派人士廟堂以達在港長期穩定執政卻是處處碰壁。歷史長河不斷前流，當年毛氏之能騙盡天下蒼生實建基於當時世界風潮，及國內經濟民生凋敝、教育落後、思想閉塞。但今天世界在西風東漸後雖未至大同但已漸趨一致，兼且經濟、教育、溝通發達，民智已開，也不能說英人之謀未必不能奏效。
其實今天香江的年輕一輩，甚至內地不少有識之士，已甚厭煩中共的專制伎倆。是故當「常委大人」藉法制之名推出鳥籠選舉框架之際，民心已達不滿之極，所以一旦有人提出佔中，無論妥與不妥，都會有人附和，再加上梁振英以催淚彈推之助之，使得這次抗爭的規模與形式都比前更猛更烈。
尤可嘆者，是這次佔中的行為與發展，均已非進了廟堂，願在議會內與土共理性抗爭之士所能左右。先不論英人謀略之高低，但九七後港共政權努力之種種，是否正是將反對聲音從議會趕至街頭，將爭鬥從理性趕至極端的肇因？
的確，今天街頭鬥爭最烈的年輕一輩都是初生之犢，不畏強權，可謂社會之希望。但可悲的是，在大型群眾運動中通常都是最激烈、最極端者最能吸引追隨，這樣也就更易形成對決；當年的六四就是一例。如若出現這種局面，則香江的民主進程只會更退一步，連鳥籠選舉也都甭提。
當然，反過來說，以上的風險說不定都已在遂行長官意志的常委大人的計算之內，按其邏輯：今天的香江對神州作用已非昔比，大不了發生動亂，提早結束「一國兩制」，並讓不願作順民者全部流亡海外，反正共幹早已學透資本主義，更已升級成為紅色資本家，而資本主義本就唯利是圖，沒有問題不可以用利字解決。
只是，一旦出現這種局面，縱然政權表面仍然穩固，但人心思變卻是無可避免，情況尤如晚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失敗，每次鎮壓都只是未來的一下喪鐘，而這樣，不正是中了英人的陰謀毒計？而且一旦國內政局紛亂，遭殃的當然同時包括紅色資本家與平民百姓。
德先生能否通行？
本來，中共之興是來自當年五四運動的餘韻，此所以自始國人對中共都存有或曾存有過些民主託想。
但五四的先賢也早已指出西方文明之能發達至稱雄四海，端賴其民主與科學精神，並以「德先生」與「賽先生」音譯之。在這兩者中，賽先生較易學，因科學精神較易見實效，但德先生卻較難學，因民主精神與我國的政治、文化、歷史相違。
誠然，民主絕非萬能，它頂多只是一種融和內部不同意見、不同力量的粘合劑、潤滑劑，是一種有助公平、合理分配資源，回應社會訴求，及規範權力的社會行為準則；在某個意義上，可以說與我們傳統的「有容乃大」精神相契合。
而民主的實行，實建基於「人人生而平等、相互尊重、並和平解決紛爭」的意願上。一般說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更重要的其實是「多數尊重少數」，否則一旦沒有了相互尊重，也就沒有了實行民主的條件。
故此，民主的出現，一般都因有利可分而需要一種大家都能接受的規矩；在諸事匱乏的社會裏，反而需要強人領導，才更能發揮集體效率。這些，便是當年孫文所忽略的，所以才鬧出「六年軍政、六年訓政，然後實行憲政」的急躁、不切實際空想。
此所以，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其實是作為消融社會分化力量的工具，使漸次富足的社會雖然面對不同意見、不同利益，仍都能攜手向前，愈發富足。明乎此，中共對民主的到來何懼之有？英人之奸計更是何懼之有？
回看今天的香江社會，經濟、教育發達，應已具備了實行民主的客觀基礎。但掌權者是否願意承認人人生而平等？社會大眾又能否接受「相互尊重、和平解決紛爭」的行為準則？還只都是朕意孤行？這些，才是最終決定德先生能否獲發通行證，踏足香江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