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已成為當前經濟生活中的關鍵詞。從供給側觀察分析中國經濟、推進改革，是經濟學家錢穎一、吳敬璉2009年以來多有強調的主張，近一兩年來得到學界較大回應。日前，中國最高決策層也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念、政策措施和重點任務均全面闡述，這必將引領新一年經濟工作全局。
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示決策層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在不斷深化。面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積累的矛盾和問題，決策層日益意識到，如果一直遲疑和等待，不僅會喪失窗口期的寶貴機遇，而且會耗盡改革開放以來積累下來的寶貴資源。「權威人士」在官方《人民日報》發出警示：不抓緊轉變，總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急迫之情溢於言表。當下最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些部門、一些地方，供給側改革流於口號，行動上自覺不自覺地逆向而行。這將是不折不扣的葉公好龍，如不及時糾正，中國經濟的未來極可能斷送。
供給側改革有先例可尋。上世紀80年代，為治理「滯脹」，在供給學派影響下，美國曾發生「里根革命」，主要內容是大幅度減稅、解除對部分行業的競爭管制並削減社會福利，其中，減稅是核心。此外，放鬆管制、平衡預算、降低通貨膨脹亦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對其成效，學者見仁見智，但它對中國當下的改革無疑頗具借鑒價值。就經濟理論而言，短期經濟波動由需求水平決定，即通常所說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淨出口；而長期增長則由供給能力決定。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推動供給的基本因素有三：勞動力、投資、技術進步。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在於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亦可有力證明這一點。如今，在中國勞動力和投資對驅動經濟的作用日見乏力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2015年12月財新中國製造業 PMI 錄得48.2，較上月下降0.4，反彈趨勢受阻。金融風險、社會衝突明顯抬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十多年來供給側改革進展緩慢的後果。20年前九五計劃提出的兩個轉變（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遲遲未到位。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大規模刺激政策，則以空前力度訴諸投資拉動。如今，刺激政策邊際效用衰減，過剩產能加劇，債務率高企。這正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的嚴峻背景。
加強改革的方向
供給側改革為何知易行難？首先，計劃經濟下的「投資飢渴症」，有其歷史慣性。其次，舊有發展模式給予各級政府極大權力，貪腐官員可借此自肥。另外，供給側改革所依賴的技術創新具有不確定性，且供給側改革並非直接作用於經濟本身，而是改善經濟發展的條件，成效需要時間來檢驗。權衡供給側改革的減少收入、和需求側管理的增加支出，政府更易選擇後者。眾多國家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根由即在於此。
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從中長期來看，必須進一步放鬆管制，降低行業准入門檻，通過釋放制度紅利刺激有效供給，為經濟提供長期的發展動力。具體而言，可在醫療衛生、養老服務、金融信息、環境治理等領域推動重大制度變革。
推進供給側改革，要害仍在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政府激勵正在發生變化，政府權力並未顯著減少，但做事積極性減弱。欲發揮政府在供給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應減少行政審批、加快財稅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為民營企業鬆綁、促進金融創新、鼓勵創業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定義政府激勵機制，建立新型政商關係，把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從依附型轉為獨立型，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從干預型轉為服務型。
這一轉變有多艱巨，對此務必有足夠認識。國際權威學者研究表明，隨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經濟從製造轉向服務，物質價值觀將逐漸讓位於後物質價值觀。物質文明價值觀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維持秩序、強大國防等；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強調的是公眾對政府更大的話語權、言論自由、更多的工作話語權、更人性化的社會、美麗城市和鄉村等。這對中國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勢在必行。
衡量改革成效，不在於提出了多少新提法，而在於解決了多少老問題。一味強調「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固然有助於提振士氣，不過，對於應對嚴峻挑戰，這反而有鬆懈作用。直面現實，踏踏實實推進改革，重名更重實，才是唯一可取之道。畢竟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
（本文為2016年1月7日出版的《財新週刊》第2期社評，本社獲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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