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並非對學者筆下「即將到來的危險」毫無警覺。實際上，財政部從2014年開始，就會同發改委、人民銀行、銀監會等部門對地方政府存量債務進行了一次徹底清理甄別，得出的第二年即將到期債務數字是3.1萬億——遠高於學者的推測，佔截止2014年底地方政府債務餘額15.4萬億的兩成。而中國地方政府每年發行的政府債券只有數千億，遠遠不夠解決存量債務問題。
這正是此後財政部啟動萬億債務置換計劃的原因。當年3月6日的全國兩會上，樓繼偉在回答記者提問說，「對一部分完全公益性平台借的地方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我們已經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預工委，對一些歷史債務予以承認，通過發債替換原來的平台債務，這樣可以使債息降下來」。在他講這番話時，第一批1萬億債務置換額度早已下發到各省財政部門。而從各個渠道透出來的信息顯示，債務置換計劃的目標是覆蓋當年所有到期債務，規模在3萬億左右。
這很快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輿論把「債務置換」與「中國版QE（量化寬鬆）」劃上等號，並將其看作是「四萬億刺激計劃」的翻版，甚至認為此輪遠甚於彼，規模或達到10萬億。當時，中國政府正在竭力處置2009年大規模投資刺激所帶來的各種遺留問題，再次「貨幣放水」被認為是不可容忍的。
矛頭所指，央行保持了一貫的沉默，財政部則被推上風口浪尖。即便是次日，財政部一位副部長出來辟謠，市場也難消疑惑。一些人認為由商業銀行來購買地方債務置換出的新債券，將惡化它們的資產負債表；另一些人則猜測央行會最終成為地方債務置換的「接盤俠」，新一輪貨幣寬鬆不可避免。
二、財政赤字的兩難
央行的沉默是迫不得已的事。
2015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向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兩周後，國務院常務會議布置了政府工作的12個方面62項重點任務和責任單位，其中，為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國務院安排給財政部的任務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加力增效」，對於央行則是「靈活有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
在總體貨幣政策不得不保持穩健的前提下，一邊是中央高層穩增長的壓力，一邊是新《預算法》控債務的「高牆」，除了先期進行債務置換釋放壓力，樓繼偉實際上別無他法，令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起來。
何況，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速正在創下199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並在2014年首次跌至個位數——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典型特徵，首先在財政收入上顯露無疑。自2004年至今的十餘年間，中國財政收入有七年增速接近甚至超過20%。這個勢頭到2012年進入拐點，當年財政增收12.8%，相比上年幾乎腰斬，此後更是逐年下滑至 2013年的10.1%和2014年的8.6%，逼近當年 GDP 的增速下限。
2015年4月9日，樓繼偉在中國財政學會的一次年會演講中說，財政收入增速應該略超過 GDP 的增速，有利於政府調控市場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2014年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速雖然略超過 GDP 的增速，「但這是在採取一些特殊措施情況下實現的」；而且，導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響因素，在2015年還將持續。
這個判斷已被事實應驗。財政部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偏低，比去年同期回落4.1個百分點；前11個月累計同口徑增長5.7%，比去年同期也有所回落。與此同時，財政支出則保持了剛性增長，甚至超出預期。數據顯示，從2015年7月開始的連續五個月，中國的財政支出同口徑增速都在20%以上，10月更是達到36%的最高峰；前11個月，財政支出整體同口徑增速達到17%。
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在2015年10月迅速攀升至5,310億元。相比之下，2014年同期，財政還有盈餘6,090億元。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何在2015年11月3日，財政部一位副部長罕見地在公開場合對國際通行的3%赤字率紅線提出質疑。
儘管在兩年多前就任財政部長時，樓繼偉曾在一次工作會議中提出，2014年至2017年，在財政收入降速和支出剛性增長的情況下，預計全國財政收支缺口還將繼續擴大，赤字率可能突破3%。但他或許沒有料到，情況會糟糕得如此之快。
由財政部起草的2015年預算報告，實際上已經將赤字率從2014年的2.1%，提高到了2.3%。樓繼偉在當時的全國兩會上還提出，由於口徑變化，實際上多出了2,000多億可安排支出，如果按當年的收支差額計算，赤字率差不多是2.7%。
但在一位不願具名的財政系統人士看來，如果算上今年財政部分三批下發的共計3.2萬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額度，赤字率實際上已經突破3%，「大部分地方債務是借新還舊，使用債務置換相當於財政支出多了3.2萬億的額度，從另一個口徑來說，這等於擴大了赤字」。
財政系統的智囊團則提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2015年12月16日，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在一次地方財政運行分析會上說，雖然中央政府在赤字上還有一定的空間，但是空間也是有限的，尤其赤字上去容易，下來難；地方尤其是基層財政是不允許列赤字的，所以他們是一點辦法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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