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普通人

 

這本書2009年出版，在港台暢銷，在內地沒有發行。書的名氣很大，爭議據說也不小。閱讀之前，我沒有看過相關評論，也沒有特別預期。可是翻開書很快就被吸引住了——書中的場景、故事、人物讓我震撼，讓我感慨繫之。

 

龍應台一直以社會批評和比較文化類的散文見長。寫這本書，我猜想對龍本人也是個自我挑戰。50多歲的年紀，選擇這樣一個宏大沉重的歷史題材下手，需要勇氣——豈止勇氣，還要體力和精力。從書的後記致謝部分看，她身邊有個助理團隊。可是無論助手陣容多麼強大，全書的構思、採訪、資料編選以及最終的寫作，只可能由龍獨力完成。她為此全力以赴，付出了400多個嘔心瀝血的日夜，實在值得欽佩。

 

除了勇，還有謀——謀篇佈局的「謀」。1949，是當代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點。整個20世紀，只有另一個年份的重量可以與之相比：1911。這類宏大歷史題材，如寫成全景式的長篇小說，大概需要托爾斯泰式的天才。寫成非虛構作品，全景式的再現，有可能嗎？即便你爬梳了成噸史料，寫它個多卷本，你又如何處理紛紜的疑團、大量的歧義、對立的詮釋，等等等等？

 

既然全景再現沒有可能，如何切入、如何剪裁便至關重要。龍應台選擇的是個人化敘述、平民視角、兼用案頭史料和親歷者採訪。這選擇在我看來，不僅是明智的，可能也是最好的。貼近活人和平民的個人講述，讓大歷史從高空落地，讓敘述有了一種謙卑樸實、溫婉從容。於是一個巨無霸題材，忽然有了一股親和力，寫作者呢，也有了舉重若輕的可能性。龍做過官員，當然有政治頭腦，但她首先是一位作家和知識人。她擅寫情理兼具、貼近人心的散文。如此選擇，揚長避短，龍的所有優勢都得以發揮。

 

面對大歷史，龍承認她只是個小學生，她羞愧于自己對父母那一代人經歷的好奇心來得太遲太晚。她說她不是歷史學者、民國史專家，所以她索性採取了給自己19歲的兒子講家史、講故事的姿態和口吻，「邊做功課邊交報告。」

 

可是我的天，這是些什麼樣的故事和報告啊！這位貌似普通的媽媽，開動了一台貌似普通的挖掘機，瞄準了一塊塵封已久的界碑，認真、勤勉地挖下去，挖出來的東西，件件令人動容變色——那是漂泊江海、喪魂落魄，那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那是血跡斑斑、白骨累累……

 

 

隨手摘錄書中一些故事和場景：

 

1949年1月，24歲的應美君，江南綢緞莊的女兒，懷抱着剛出生不久的嬰兒離開老家淳安，去找她駐在常州的憲兵隊長丈夫龍槐生。跨出家門時，從不多愁善感的她，只平平常常說了一句：「很快回來啦。」頭都不曾回過一次，既沒多看一眼裹小腳的瘦弱母親，也沒多看一眼庭院深深的老宅，或者是那已有1,500年曆史的淳安古城。接下來就是一路狼狽遷徙、與親人的各種離別失散、隆隆炮聲下碼頭上逃難的人群​​、抓不住大船繩梯撲通撲通像小餃子一樣慘叫着掉進海裏的人、沉浮在滿佈油蹟的黑色海面上的無數皮箱。終於到了高雄，美君擺小攤謀生，一切從頭開始。兩年後，她生下第一個在台灣出生的孩子，取名龍應台。

 

將近半個世紀後，女兒陪着70歲的母親第一次還鄉，發現新安江畔的老宅早已消失：1959年修建水壩，整個淳安古城沉入千島湖底。美君惦念了幾十年的故鄉變成了「樹小、牆新、畫不古」的千島湖鎮。老人堅持要找父親的墳，因為總是夢見父親從墳裏出來，臉是水草的綠色，說他冷。親戚無奈，只好找來一艘汽艇帶她去尋覓。在無數冒出水面的島尖上，按照大致方位，她們終於找到一個小島，對着兩塊浸了湖水的破磚頭，讓老人燒了一柱香。龍應台寫道：「她這才相信，原來朝代可以起滅、家國可以興亡，連城，都可以從地球上抹掉，不留一點痕跡。」「這一片荒野素樸，曾經是沃土富饒，水面上看起來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綿延千年的人文繁華。」

 

更有無數普通人在戰爭中灰飛煙滅：

 

林精武18歲離開福建惠安老家從軍抗日，半年後卻陷入內戰廝殺。60年後，這位國軍老兵仍清楚記得下面的場景：在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的戰鬥之後，嘴裏都是泥土，眼球漲得通紅，跟弟兄們坐下來在雪地上開飯——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鍋豬肉，正要開吃，一顆砲彈打下來，在鍋上炸開，耳朵頓時失聰。再回過神來睜開眼，同伴的頭、腿、手和腳，被炸成碎塊，模糊的血肉，就掉進盛豬肉的碗裏。

 

還有1948年長春圍城的故事：

 

三月開始時，城內人口有80到120萬；到十月城陷，只剩下17萬。書中的目擊者，看到了如下​​場景：因為不許放百姓出城，國共兩軍對峙的中空地帶，平民屍體一望無際；城內大批人餓死，野地裏、草堆中，到處是散發着惡臭的腐爛屍體；一個十口之家​​，全部餓死在自己的空房子裏；街上成群的野狗撕咬餓死的棄屍，然後這些野狗再被飢餓的人吃掉；一個赤裸裸的嬰兒被丟棄，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還沒死的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

 

可是，作者去長春採訪時，發現絕大部分當地人早已不知道這段史實，城裏沒有任何與此相關的紀念物，只有人民廣場上的蘇軍紀念碑，頂端是一架巨大的戰鬥機。人們知道的，是長春「兵不血刃」的解放。

 

實際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內容，不僅限於國共內戰，也涉及了此前的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書裏有很多那段歷史的故事。比如國民黨70軍——這支1945年被派去從日本手裏接收台灣的軍隊，衣衫襤褸、足踏草鞋，令當時的台灣人大失所望，但這支「叫花子軍」，其實是打過包括淞滬會戰在內無數殘酷戰役的抗日勇士。

 

書中也紀錄了台灣兵為日軍服務的晦暗歷史。日據時期，唱着優美的日本國歌「君之代」長大的台灣平民子弟，被戰爭宣傳激蕩起一腔熱血，踴躍參加日軍，發誓「如要凋謝，必做櫻花」。結果，這些20歲上下的「榮譽軍夫」被成批送去太平洋島上，在日軍俘虜營當看守，參與或目擊了那裏大量發生的對盟軍俘虜的虐待、酷刑、殘殺、乃至食人……

 

這本書裏，令人側目垂淚的故事實在太多。它也引起了各種爭議。有一種批評認為，此書的歷史觀模糊、曖昧，作者以「戰敗者後代」的身份為榮，卻迴避了對國共之爭和中國革命的政治評價。我不大能夠同意這種看法。我覺得，超越狹隘黨爭和意識形態，拒絕政治站隊、黑白史觀，聚焦大時代下各方各類小人物的情感和命運，正是此書的動人之處和力量所在。

 

是的，在大多數篇幅裏，作者只是在講故事，一個又一個慘痛恐怖的故事，一個又一個孤立無援的個體。沒有說教和裁判，也不大有層層深入的剖析和讀解。調子是哀痛的，態度是克制的，看得出講述者努力保持客觀、保持冷靜，即便講到在極端狀態下，人性變成了獸性，也沒有大呼小叫、長吁短嘆。這並非易事。不論採訪或講述的對象是昔日的國軍、共軍、盟軍、台灣兵還是日本兵，他首先被當作一個人。這也並非易事。

 

我想，說到底，此書最關心的並非政治對錯，也非戰爭勝敗，甚至也不是國家、民族和制度。此書關心的只是被殘殺扭曲的人性，只是戰亂中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傷痛，只是生命和文明的存亡與延續——以及關於這一切的歷史記憶。難道這些還不夠嗎？難道這些不是更基本的是非、更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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