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種新冠肺炎病毒Omicron來勢洶洶，香港政府嚴陣以待，以快、狠、準、絕不手軟的手段進行防疫抗疫。政府的應對策略很清晰，銳意盡快找出包括確診或疑似確診者，以及曾經與他們接觸過的人等高危人士，並送往醫院或強檢，企圖盡早切斷病毒傳播鏈。然而，行動的效率卻令人有點失望。
無法利用程式 追溯痛毒源頭
以望月樓群組為例，事源一位確診的國泰航空「空中少爺」於去年12月27日下午與家人到又一城望月樓用膳，期間卻無意地把病毒散播全場。衛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對事件不敢怠慢，馬上採取行動。理論上，當時所有望月樓食客都有掃過「安心出行」，因此他們應該都有被通知當時有確診者同場，理應自願地接受檢測。
但事實並不如此，只有部分食客自動投案。於是署方需要透過不同途徑，包括翻查信用卡及八達通付款記錄去找出其他食客，強制他們去檢疫。結果署方花了一個多星期時間進行徹底的「人肉搜尋」，而且花了額外的人力物力，勞師動眾。這行動反映出政府無法利用「安心出行」資料去追溯痛毒密切接觸者的行蹤，阻礙防疫抗疫工作。
代理人方案 可兼顧私穩需求
有網民把問題歸究於「安心出行」，指它缺乏記錄用家身份（或電話號碼）的功能。因此，有多位議員建議「安心出行」採用實名制。不過技術上這做法只能解決問題的一半而已，因為「安心出行」的行蹤記錄功能是單向的，當用家入場掃碼登記之後，該地方的資料只會儲存在他的手機之内，而不會外傳或上載至雲端，此舉主要是為維護用家個人私穩而設。
議員的建議是希望政府能夠隨時知道高危接觸的行蹤，要達到這效果，單是靠用家掃描場所的二維碼無補於事。政府需要在場所安裝拍卡器，設置猶如港鐵入閘八達通機般，可以把用家的資料留低。拍卡後，系統可以選擇把用家行蹤資料上載雲端（中央化方案，Centralization），或者儲存在拍卡器内（代理人方案，Proxy）。
從政府操作上考慮，前者方案較方便，政府可以一步到位，無須多走一步從場所拍卡器內儲讀取資料。當前考慮到香港個人數據私穩的需求，代理人方案似乎較為可行。無論選擇哪一個方案，在落實時政府需要支付所有費用之餘，亦要考慮以行政手段要求所有場所配合。
善用港康碼 拒病毒於門外
不久之前，政府為準備與内地無檢疫通關推出香港健康碼。筆者認為政府可以利用「港康碼」推行上述的代理人方案。這做法隨了可以實施具追溯性的實名制「安心出行」之外，更可以為防疫多加一層保護網。透過「港康碼」持有黃或紅碼的用家便會被拒諸場所門外，不可進場。再者，做法間接地迫使高危人士多留在家中，減少他們外出散播病毒的機會。從另一角度看，若然執行順利的話，此舉也可以加強市民對「港康碼」的信心，繼而加快通關的步伐。
不過針並沒有兩頭利，當前的「安心出行」設計堅持維護市民私穩，卻延誤了政府防疫抗疫的工作。在社會風平浪靜的時候，個人私穩當然是很重要，但在疫情肆虐時，個人行蹤資料對控制社會防疫抗疫非常關鍵，各地政府不能只顧追求理想、盲目地偏重民意。事實上，前車可鑑，從望月樓、生日派對等事件中政府所遇到的障礙，香港在處理緊急社會事件時需要一個更靈活的決策機制，需要特事特辦，有必要時果斷地放低保障個人私穩的無形枷鎖。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