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身份認同的暴力正在給當今世界帶來很多災難與衝突。而非常明確的事實是,世界是極具多樣性的,個體身份的多重性也是不言自明的。在阿馬蒂亞·森看來,對單一身份的過度強調,是認同政治衝突的本源。在一種過於簡化的世界觀裏,多重身份的人會變成一種單向度認同的物種,從而使人變得渺小。
身為印度人,在牛津大學執教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從個人經歷開篇,敘述對於多元化的世界來說,多樣性急須得到承認的道理。只要我們給予個體的多重身份——無論是自我突顯的或是被人賦予的——以充分的承認並捍衛之,一個人就能夠在身份認同上擁有選擇的自由,這是世界通向美好的必經之路。
文:關凱(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掌握選擇權
在阿馬蒂亞·森看來,個體可以完全不被任何身份意識所困擾,應該始終都是這種選擇權的掌握者。個體有足夠的理性可以按照他所在的場景來表現他的某一身份,也可以同時保持對另一種身份的忠誠,並能夠避免這種忠誠不成為對其個人認同選擇的一種束縛。不過這裏有一個前提,就是個體對自身多重身份重要性的認識,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先從單一性認同的自我捆綁中掙脫出來。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途徑是對整體的內部差異性和各個整體之間的共性及其相互作用有全面的了解。在做不到理性看待和控制身份認同的選擇之前,一個人可能會持續性地陷入單一性的幻象而不能自拔。當然,這種選擇與個人的理性、全球視野以及對自身自主性的充分認識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阿馬蒂亞·森在書中討論了兩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一是對文化/文明的劃分與歸類的反思,二是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在森看來,對文明進行分類的核心目的,在於尋求各文明主體之間的溝通基礎,而不是相反。但這種分類恰恰可能導致那個相反的結果,因為分類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代表各個文明的那些具體的人自身所具有的其他身份,同時忽略了他們對多重身份的選擇自主權。同時,儘管文明分類本身無意阻礙文明間的和諧相處,但由於對某一身份(如宗教身份)的強調,同樣會導致對其他社會關係的故意忽視,因而實際上與強調對單一身份的忠誠不謀而合。
「單一假定不僅是許多身份理論的主要思想基礎,而且也是許多宗派狂熱分子的慣用武器。這些狂熱分子希望他們所欲鼓動的人們完全忽略他們的其他社會關係,因為它們會降低這些人對特定群體的忠誠度。」
多元文化主義被歪曲
對身份單一性的非理性強調,即使不說它是欺騙性的,也是為了服務於基於身份認同的社會對抗。但也需要看到這個問題複雜性。不強調對單一身份的忠誠,也未必能造就出一個社會成員個體在多個身份認同之間,不發生任何衝突的烏托邦社會,尤其是當一個人面對自己的種族、宗教、政治義務、職業操守或公民身份之間考慮哪一個更優先的時候,何況這其中有些身份是不可自主選擇的。
「關鍵問題不是是否任何身份都可供選擇(這樣說將是很荒謬的),而是我們是否會有各種不同的身份或身份組合可供選擇。並且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擁有對我們同時所具備的不同身份決定優先次序的實質自由。」
更複雜的問題出現在個體被客位看待的時候,此時個體的身份是由觀察者定義的,身份認同涉及到觀察者與觀察對象相互定義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阿馬蒂亞·森是從全球性視角進入的,但他沒有停留在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利大還是弊大的老套問題上,而是討論以此為基礎,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使社會運轉得更好。在他看來,公共理性、全球正義以及全球性身份就是那個最終答案。
阿馬蒂亞·森認為,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這兩個相互爭執的理論在社會實踐中都被歪曲了,原因在於理論的實踐方式過於簡單化。以社群為單位的多元文化主義是有問題的,不僅沒有增加文化間的交流相融,相反更容易導致社群間的對立。多元文化主義的一種危險,是視文化為相對獨立的、內部完全統一的並且很少被社會行動改變的東西。這樣就偏離了文化多元主義試圖實現文化兼容性的宗旨,否定了個體的能動性。這種多元文化主義堅持人的身份認同必須由他的社群或宗教背景來界定,而忽視一個人的其他歸屬(語言、階級以及與政治觀點和社會角色相關的社會關係等),並自動賦予宗教或社群身份以優先性,這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它不僅違背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初衷,也冒犯了個體的文化自由。
「如果我們關注的焦點是自由(包括文化自由)那麼,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就並非是無條件的,而是應該根據其與人類自由之間的因果聯繫,以及在幫助人們做決定時所發揮的作用而定。」
在這一點上,阿馬蒂亞·森無疑是對的,可這一點在中國的社會觀念裏還遠不是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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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高和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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