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當政者要以人為本。儒家經典《孟子》謂，必須恤民疾、有惻隱之心，正視「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的現實。《貞觀政要》錄唐太宗（599—649）言：「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又云，不可「擾生民」。
當今，中國大陸居民對「缺糧少油」有強烈憂患意識，是因為有5年（1958—1962）大飢荒的「歷史浩劫」。這是廣東、浙江等地連日搶糧油的一個原因。
10月16日，是聯合國第41屆全球糧食日，糧食和飢餓救助是熱話題。北京官方的糧食安全宣傳周，宣揚14億人能「吃飽飯」的成果。飢餓的解除，功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是「包公」解救農民。
陳雲說討飯 30年仍未了
紅色中國（紅中）於1984年宣布，已「基本解決溫飽」；1993年，開放糧食市場，使用近40年的糧票進入「歷史博物館」。但是，農民仍有「返貧」和飢餓的風險。有北京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專家呼籲，應汲取「左禍」的「歷史教訓」，勿走左折騰的老路。
毛時代（1949—1976）政治運動頻仍，農業落後，長期未能「解決溫飽」。
1955、1956年，廣西發生飢荒，1萬4000多農民外逃討飯，東平、橫縣、荔浦等縣餓死550人（註1）。這是國務院於1957年公布的數字，據廣西的地方志，實際死亡人數大得多。
1958—1962年，大飢餓遍及各省。據學者考證評估餓死者超過3000萬（註2），大多數是農民和農村少年兒童。
毛文革期間（1966—1976）仍有大量飢民；缺飯少褲，是許多農村的「時代特色」。
鄧小平（1904—1997）提到1957年以來的主要錯誤是「左」，毛文革是「極左」。他說：改革前，「大多數農民是處在非常貧困的狀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難」；他提到大躍進（1958—1960）「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1959—1961年「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他呼籲幹部「汲取歷史教訓」，留意「最大的危險還是『左』」（註3）
1979年，陳雲（1905—1995）說，30年了，「不少地方還有要（討）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支部書記會帶隊到城裏要飯」（註4）。
公社嚴控下 民失自主權
毛時代照搬斯大林（1879—1953）計劃經濟體系，官方在農村掌控一切「生產資料」（土地、農機、水利設施等），與農民的生產關係，實際是變相的農奴模式。1958年建立公社後，農民受到更嚴密控制，喪失一切農耕的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表1之4）。
1977年，新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1916—2015），考察安徽農村，深感農民普遍失去農耕的自主權（表1之1、2）。
表1，關於公社體制和「五風」評論
在公社體制下，知識水準低的農村幹部管控農民，大都有粗暴傾向，「五風」猖獗（「五風」指瞎指揮風、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風）。
在「五風」和「蠻幹」之下，打罵農民是平常事（註5）。許多人遭受奴役，失去個人尊嚴，淪為被任意擺布的「工具」（表1之4、5）。
第一大改變 公社變老包
消除「要飯現象」、農民能「吃飽飯」，是靠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這涉及「兩個大改」。
第一個大改，是改變官民的生產關係。
1978年以來，各地試行農村經改，首先請「包公」解救飢餓，部分地方主管官員讓農民包產到戶，即包種公社的耕地，上繳規定數額的收獲物，餘下的由農民佔有，實質是「分田單幹」。
這種自下而上「摸石過河」的改革，最初由農民冒險試行。在地方第一線摸索改變貧困的萬里和趙紫陽（四川）、池必卿（貴州）、周惠（內蒙）、任仲夷（遼寧）等支持，後來獲得第一代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的贊同而全面推廣。
1982—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5年下達一號文件，宣示農村經改政策，對家庭聯產承包制逐步認可進而推廣，最終衝破公社僵化體制。
主導制訂5年一號文件的，是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第一線的改革家胡耀邦、萬里、趙紫陽等；文件的出台，得到葉、鄧、陳的強力支持。
公社在1984年解體是官方與農民的「生產關係」之大變。農民由類似的農奴轉變為較自由的佃耕農，生產力得以發展，既使農民大致「解決溫飽」，也使官方糧庫多進帳。鄧小平說，廢除公社是農業改革的第一個飛躍。
水稻畝產量 原是幾百斤
第二個大改，是改變大躍進時的編造高指標，減少敢想、敢說、敢幹的「蠻幹」。
名為「豐產衛星」的高指標，違背常識、隨心所欲編造，是假大空。
1950年代，水稻的畝產量只有二、三百斤（市斤），這是簡單不過的常識。
1955年，農業發展綱要訂出提高糧食畝產量，12年內（至1967）達到如下指標：黃河以北400斤，黃河以南、淮河（按：河南、安徽省內大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嶺以南800斤（按：西起甘、青，東至河北中部，淮河以南泛指長江沿岸和長江以南）。
所謂糧食，指水稻、小麥、玉米、薯類等。官方的畝產量，是指糧食還是單指水稻，常混淆不清。
現畝產800斤 雜交稻較高
1978年以來的水稻畝產量，且看官方公布的數據。
據官方《瞭望》雜誌訪問何康（曾任農業部部長）的數據，1957年每畝產量98公斤（約近200斤），1978年是169公斤（約近340斤）（註6）。
2008年，水稻平均畝產量420公斤（840斤），其中雜交水稻480公斤（註7）。
2013年，平均畝產量448公斤（約近900斤）（註8）。
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不同於普通農民的傳統水稻（註9）。相對而言，前者是良種精選、科技和成本高投入，產量較高。1990年代末以來，畝產700—900公斤，2014年曾突破1000公斤即2000斤。
2021年10月，河北邯鄲市永年區硅谷農科院的雜交水稻示範基地，創畝產1326.77公斤（約2653斤）的新高。這是102畝水稻內隨機抽樣（3塊田）的平均數（註10），並非所有雜交水稻都能達2000斤。
現在，農民的傳統水稻產量，在700至900斤左右，平均800斤上下。農村幅員廣闊，各地的土壤、氣候差異大，使用化肥的數量不同，產量差別較大。
創日新月異 畝產17萬斤
大躍進時的「豐產衛星」，都是家長意志、長官意志的產物。
在大躍進初期的1958年7月上旬，福建閩侯縣連坂社稱，水稻畝產超3000斤，約相當於常規收成的10倍多。《人民日報》頭版刊出的數字是：3054斤7兩5錢（註11），斤以下還有兩和錢，以突出「統計精細」。
不到10天，連坂社放了第2個「豐產衛星」：5806斤8兩5錢（註12），也有兩有錢。
很快是各省加碼的「超萬斤」。
8月27日，《人民日報》刊出鼓吹大躍進的文章〈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10月1日，又發表社論〈「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為各地的「豐產衛星」吹噓，加劇各地「左王」競放水稻「豐產衛星」的亢奮。
數字是「日新月異」，從數萬斤急升至十數萬（表2）。
表2，1958年各地競放水稻「豐產衛星」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是大躍進時聞名的「左王」。在他推動下，湖北的「豐產衛星」急速加碼。
1958年7月底，孝感縣長風社吹出水稻畝產15361斤。
8月上旬，孝感縣平靖鄉第三社，以16260斤「超前」。
8月11日，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一社吹得更高：畝產36956斤（註13）。
上海「左王」柯慶施也狂熱支持大躍進，他的下屬在上海郊區馬橋公社放了「特大衛星」：17萬斤（註14），這是假大空的一個「高峰」。
虛假和蠻幹 受極左折騰
「豐產衛星」的背後，是「極左」的亢奮，違背常識，脫離現實，一味迎合家長意志、長官意志。
從毛到各級官員，都知道水稻畝產量只有二、三百斤。
大躍進的第2年，毛面對高指標浮誇風和瞎指揮風曾想「糾左」，在第2次鄭州會議後（1959年4月）寫〈黨內通訊〉一文，說：
去年畝產實際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產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
有軍方高幹對「畝產萬斤」的吹噓看不過去。1958年，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均1955獲授上將軍銜）等在相關會議上有議論。中共黨刊《百年潮》透露：
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和所謂大放『衛星』的畝產萬斤糧，表示困惑和反感。陳再道上將憋不住內心的窩火，在發言中直爽說：我是個貧農出身的莊稼佬，從小和土地打交道，知道糧食是怎麼生長出來的，提倡增產我贊成，但說一畝地能打上萬斤糧食，我不相信，這是瞎吹。如果……相信了這些鬼話，我們黨和國家就要大難臨頭。（註15）
恰如陳再道所言，大吹牛皮令百姓備受極左折騰，受大飢餓之禍。
極度集權下 形成一言堂
為什麼「大家瘋狂」吹到幾萬乃至十幾萬？根源在於權力的極度集中導致一言堂，公權缺乏法律規範、不受約束，長官下面的人不敢說真話。
官場又缺乏生命價值觀，未體恤民疾、珍視民眾生命，面臨大飢餓卻未開糧倉拯災，未及時有效救助飢民、減少死亡。
今年10月仍刊出的官方黨史教材，也承認大躍進「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的錯誤，嚴重氾濫開來」，在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過分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註16）。
這是農村改革中汲取的「歷史教訓」。
註：
1，《中國共產黨通志》（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495頁；《人民手冊》（大公報，1958），364—366頁。
2，60年前建公社 狂生暢想天堂
3，《鄧小平文選》，第3卷227、229、237、238頁。
4，《陳雲文選［1956—1985］》，226頁。
5，港大教授寫餓 公社幹部性侵
7，〈袁隆平：5年內再多養活3000萬人口〉（原載《中國青年報》），新浪網2008.3.11。
8，財新網2015.4.9。
9，公眾念袁隆平 恤民疾說飢餓
10，《人民日報》2021.10.25，1版。
11，《人民日報》1958.7.9，1版。
12，《人民日報》1958.7.18，5版。
13，《人民日報》1958.8.1、1958.8.12、1958.8.13，1版。
14，《人民日報》2005.3.23，16版。
15，《百年潮》2001年11月號，36頁。
16，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1.10.20。
17，張廣友：《改革風雲中的萬里》（人民出版社，1995），148頁。
18，《新華月報》1998年第7期，80—82頁。
19，愛思想2016.11.2（趙樹凱文）。
2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14冊129頁。
21，嚴俊昌：〈為了不餓死，冒死「包產到戶」〉（原載《南方都市報》），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08.12.8。
本文原題〈全球糧食日話題 14億人能吃飽飯〉，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