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建制派議員通過撥款興建連接內地高鐵網絡的香港高鐵工程時，應該是基於政治考慮多過經濟效益，客觀證據是他們沒有同時要求政府先解決一地兩檢的問題。當時政府在立法會上的說法是一地兩檢不是什麼大問題，有充裕時間找到解決辦法，毋須為此拖遲撥款。
今天建制派議員才如夢初醒地同意，假如在香港總站沒有包括內地入境的兩檢，高鐵只是較現時港深廣快一點的直通車，根本不值得花幾百億港元去興建！可惜， 5年過後，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在上星期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討論高鐵超支時依然說，一地兩檢難以在短期內有決定。他又拒絕承諾不會透過人大釋法去解決問題。
5年有1,826日，等於香港特區政府一屆任期，一地兩檢還要拖到幾時？為什麼過去5年內也找不到一個可以告知香港市民的方案？為什麼政府今天暗示不排除透過人大釋法去解決問題？
美加經驗借港參考
早前，立法會主席、建制派主將曾鈺成在其報章專欄談一地兩檢。他提到美國與加拿大一地兩檢的安排時指出，美國「海關暨邊界保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簡稱 CBP）人員在加拿大境內執行一地兩檢職務時，權力受到嚴格限制。旅客在加拿大國境內，即使辦完美國入境手續，仍然隸屬加拿大司法管轄權，遵守加拿大法律。美方官員執行職務時不得擕帶武器；他們可以審問和搜查旅客，可以拒絕讓違反美國海關或入境規定的人登機，但他們沒有逮捕權；即使發現旅客觸犯了美國法律，甚至被美國政府通緝，美國 CBP 人員不可能把他拘捕；在加拿大境內，只有加拿大執法人員有權執行刑法。
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表示在港實施一地兩檢，無可避免須容許內地人員來港執法的說法，曾鈺成認為只要內地人員像美國 CBP 人員在加拿大境內受到同樣限制，內地公安在香港拉人的事便不可能發生。
我不厭其詳地轉述曾鈺成的文章，除了是他對美加一地兩檢的安排解說清楚外，還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可以討論，甚至最終可能獲得大多數港人接納的方案。問題是：為什麼沒有中央或香港官員，在整整5年內提出這個有例可依的方案？
有人會說，美國與加拿大是兩個主權國家；加拿大不容許美國人員在其境內執行刑法（反之亦然），是體現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則屬一國，所以不能與美加兩國雙提並論。不過，上述觀點忽略了一國兩制這個有憲法基礎的政策。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獨立的司法管轄權，內地人員沒有權力在香港執行內地通行的法律。
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
我認為令問題複雜的，是現時在深圳灣口岸實施的一地兩檢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6年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0條通過決定，授權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執法人員在全封閉性管理大樓的港方口岸實施香港法律。我有理由相信，中央（或部分官員）認為同樣安排應該適用於在香港實行的一地兩檢，即內地人員有權在香港劃定的口岸執行全國性法律，而執法範圍不應有限制，即不限於辦理入境手續。因此，曾鈺成說：「內地公安在香港拉人的事不可能發生」很可能是5年來內地與香港官員依然未能解決的難題！
高鐵超支令政府不得不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政府的策略是盡量提供藉口予建制派議員，讓他們做完大戲，罵完政府、港鐵後，安心坐定按掣支持。所以我們看到政府與港鐵合謀搞場大龍鳳，包括擬定封頂協議（假如高鐵開支破頂導致港鐵包底，損失始終都是落在無辜的納稅人和小股東身上），以及由地鐵舉巨債派相等於額外撥款的特別息予政府。後者完全違反港鐵應審慎理財的原則，是個看扁小股東貪小便宜的的政治動作。（港鐵建議派特別息的200多億元不是來自內部盈餘，而是借回來，須付息及一定會影響港鐵未來盈利的債項。這些負面因素會反映在將來的股價及派息上。）
高鐵嚴重超支、政府監管無方、地鐵執行不力，統統令市民極度不滿。（這是建制派議員臨近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不敢盲目保皇的原因。）政府的如意算盤是把申請撥款與一地兩檢兩件事分開處理，最好是把後者拖到高鐵在2018年完成時才拋出一個假如港人不接受，高鐵便會變慢鐵的無選擇方案（例如包括透過人大釋法，讓內地官員在港全面執法）。
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一個銅錢兩面看。維護香港獨立司法權和港人在基本法下的人權保障的立法會議員（我希望包括部分建制派議員）卻應該利用這個唯一的黃金機會，將高鐵超支撥款與一地兩檢綑綁審議（即不妥善解決後者便不批准前者），迫使政府交出個一地兩檢方案。
假如政府提交的一地兩檢方案不獲港人接受，而建制派議員憑多數票通過撥款，他們將會為此在半年後的立法會選舉上付出代價。假如政府拒絕在撥款限期，例如明年3日前提交一地兩檢方案，而建制派議員依然通過撥款，他們同樣會為此付上政治代價。
我相信，港人寧願高鐵爛尾，或變成天價的慢車，也不要活在內地公安可能在港拉人的恐懼中。假如政府認為我危言聳聽，最好的回應不是像現在般天天叫市民放心，或要對中央和政府有信心，而是拿出個實實在在的方案，讓市民看得清楚。
原刊於《信報論壇》，獲作者授權刊登。
（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