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明天的今天——中港兩地如何磨合

當下香港情況，直接引起我這老一代人的兩種回憶。首先是1967年的暴動事件，那年我剛完成見習醫生培訓，被派到急症室工作，每天接收槍傷、打傷的急症，曾經歷48小時不停頓的救人苦幹。每天想的只有一個念頭：什麼時候回復和平呢？第二個回憶是1989年北京民運，歷時太長了，每天晚上對着電視廣播，帶着無限的關心和憂慮，害怕見到不願見到的慘劇。那時也只有一個念頭：什麼時候回復和平呢？

 

今天的香港，年輕人和同學，如王丹寫的公開信：「身心俱疲，惘然困惑。」也許所有人，真是惶惶終日，都帶着一個念頭：什麼時候回復和平呢？大家不約而同都帶着真切的恐懼，害怕明天的不測。

 

 

學生領袖英氣澟然，敢向權威挑戰，敢為民主訴求堅持，永不讓步，活在今天，建功於今天，永不言悔。但他們也害怕，害怕不成功，害怕失敗，失信於民，失去尊嚴，失去領導的承擔，失去把民主進程一舉而下，納之以正軌的機會。

 

守夜和全心全意支持青年和學生的港人，帶着同樣的要求，理直氣壯，要求屬於公義，公義必勝，造反有理，成功的機會極大。只要年輕學子堅持下去，雖千萬人而往，公義帶出民主，民主便是公義。但他們也害怕，害怕學生、青年經不起壓力，經不起打壓，害怕政府、警察武力清場，害怕失敗。

 

 

本來給公民抗命設計、部署佔中的專業老師，既抱強勁銳不可擋的反共決心和經驗，深信領導一場愛與和平的違法但維護公義的公民抗命，正適合香港的需要。美國人佔據華爾街，癱瘓金融市場，不是喚醒了美國人對金融大亨的鄙視和批判嗎？專業老師、教授訓練了一班和平抗爭的專家，從「死士」到和平部隊，維護非暴力，發誓功成身退，齊向官方自首。本來是公民抗命的設計師，着實也預導了好一些節目：從宣傳、實習起步到深化等，都已精心泡製。可惜，公民抗命的理念獲學生和青年人賞識之後，急速的行動，搶奪了老師、教授的領導地位。專業老師只好接受現實，退居支持顧問，必要時候站出來指導及影響。公民抗命容易變質，分化社區，造成衝突。一方面抗命遍地開花，成功在望；一方面衝突頻生，又令人憂心慽慽。專業老師因此害怕，害怕民主訴求未能藉抗命圓夢，害怕青年學生不夠堅持或處理失當，殃及始作俑者，害怕抗命時間太長，害怕離場後又復生不了。

 

 

大批普通市民、專業人士，所謂販夫走卒，為口奔馳的港人，基本上信服民主是普世價值，特別當學生、青年、老師一鼓作氣要爭取之時，都傾向支持。可是愛與和平抗命，本來承擔了杜絶暴力，限於中環癱瘓，不擾亂治安，不擾亂居民生活、生計。可是一周、一月過去了，情況顯然和設計差距極大。勤勞幹活的普羅大眾真苦不堪言，為什麼上班下班要多花幾十分鐘？為什麼每天都必須受吵鬧抗爭的干擾？為什麼和平的社區變了爭吵的競技場？普羅大眾害怕，害怕吵鬧鬥爭無限延續，害怕更激烈的鬥爭，害怕流血，害怕本來已經糟透的議會更沉淪下去。小部分直接被奪生計的普羅大眾，或「愛港者」採用了對抗的策略，以血肉之軀，表明反對立場，對陣吶喊，甚至尋求武力解決，躍躍欲試。他們害怕，害怕抗爭者獨大，剝奪了沉默的多數的發言權；害怕他們認為根本不應發生的公民抗命，剝奪了其他人的權益；害怕抗爭長了，有爭論的理據反變得合理起來。

 

 

抗爭和反抗爭的必然結果，自然是衝突。要防止衝突，只能靠警察部隊了。不知何故，警察在抗爭之初，使用了催淚彈驅趕。一下子，民情洶湧而來。學生和青年不過和平表達訴求，只是霸道了點，但不至於過份用武，傳言還要開槍鎮壓！佔領中環，堵塞要道，迅速發生，至今已不可收拾。在抗爭與反抗爭的狹縫中，警察的任務艱巨，特別在鎮壓無效之後，保衞治安的警察淪為「國民公敵」，怎樣能妥善執法？警察先生害怕，兩幫人情緒激動，大打出手，害怕受攻擊，害怕推碰中過份強悍，害怕背後的記者先生，把舉棍驅人的醜態攝上媒體、互聯網，害怕失控，害怕受命加強武力，害怕「清場」。夜深人靜暫作休息時，還害怕自己已成眾人的笑柄，職責無疑不離執法，但對違法者竟無能為力，受命容忍，或曰紙老虎？

 

 

 

管理警隊的政府有關部門自催淚彈鎮壓之後，以行動道歉，絶對避免激烈的決定，三番四次保證不會清場，不作驅趕。反對者譏笑說但求拖下去，奢望激進者自行收歛。那背後的因由，其實何其複雜。統治者有說不出的隠憂。一方面害怕縱容佔中，癱瘓交通主幹，不知何時了結，害怕還有更激烈的行動，害怕影響經濟、旅遊、國際聲譽，害怕政府作出讓步（因為年輕人要求沒有止境），害怕中央不同意作出妥協。數周來，政府真的建議極少，但見死守底線，會談顯然目的在疏導、勸解，不在探討還有什麼對談空間。政府還害怕國際干擾，雖然國際干擾，批評中國政府的訊息不少，政府應可客觀透露，可是卻據稱只能在以後適當時候交代。明顯得很，可能論證未足，或者那屬於外交層次，香港政府不宜報道，害怕交代而已。

 

 

外國看熱鬧的朋友問：「你們政黨、議員等哪裏去了？一般社會產生動亂紛爭，政府有責任依法調和。你們政府堅守不讓，不是還有政黨議員等，有條件協調嗎？」我們的議會代表按遊戲規則，只需很低的民間支持率便可穩佔議會寶座，基本上缺乏支持執政的黨團。倒是議員門派清晰，各有城府。議會工作，主要在監督行政長官工作，保障自己所屬派系利益而已。今天的紛亂，大家小心翼翼，不敢輕舉妄動。向來激進的政客也變得額外小心，害怕明天未知的突變會否對自己不利。向來保守的政客，也害怕在無可預測的擾攘中，淪為代罪羔羊。在此非常時期，議員發聲倒少了，遑論調和。

 

目標不清的佔中運動，誰也不知道今天之後如何發展。於是，蒼白的目標和要求變得更蒼白。所謂共識，只是堅持下去。「一國兩制」的安排下，主權國有何指示？主權國費盡心思，精心安排了《基本法》，帶動和按照已定軌跡去管治，50年不變。回歸後的17年，主權國害怕對香港說三道四，兩制就是香港按自己的現實和判斷辦事。害怕國際批評，害怕不符合「一國兩制」的意義。就是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也只能向國家提交有關內地的建議，不准向香港事務作出干擾，不設辦事處，絶對與香港政事隔離。

 

 

回歸後香港經濟民生受到外來的打擊，中央立刻啟動機制，開放自由行，推動旅遊業之後，又給予香港產業界內地營商的特別優待。香港得以保持繁榮安定，受惠的港府，受惠的商賈、地產富豪，感激之餘，害怕看見接受多重優待後，香港社會民生逐步出現的變化。自由行帶來急劇增加的遊客，把公共交通、公眾場所空間、購物中心、產婦床位都佔用了；放寬投資限制把土地和屋宇的擁有權讓給了不少內地人。內地經濟飛躍，我們應該慶幸同歡。可是本來香港各方面都優勝，幾年後經濟實力已倒轉過來，四小龍時代的意氣風發，換來的是默默的經濟依靠。港人不願見的現象，不限於消費，在學術圈子，科研領域，都看得到此消彼長的勢態。我們的政府怎樣應付？害怕面對難題的結果，是裝作穩坐釣魚船，反正後台無限接濟。害怕國際責難的宗主國，假定經濟決定一切，不怕一時、小撮人騒亂。只要強國 GDP 了得，港人自然乖乖欣賞。在一些內地交流活動中，常遇如下議論：國家對香港施恩，絶無過失，應該獲得肯定。可是，人心歸向，那裏可以一廂情願呢？

 

 

50年不變的回歸，那裏可以假定50年後才變呢？兩地血緣相同，兩地亦同時經歷頗一段互相影響，互相依賴的歷史。香港這個舉世無雙的難民社會，在殖民統治時期竟享有頗一段崢嶸歲月。回歸後兩地磨合統一，習慣西方文化及西方生活習慣的香港居民，不可能瞬間適應。港人過去照顧內地，今天內地照顧港人，同時內地人不斷來港，帶來港人不習慣的表現。這個趨勢發展了幾年，還要發展下去。無論議會怎樣選舉，行政長官怎樣產生，民主程度標準不標準，美式或英式，都阻止不了兩地磨合同化中產生的矛盾。

 

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港人安於英式管治。回歸後，港人享受絶對自由。結社同行，不平則鳴，早已贏得示威之都的美譽。奇怪的是，絶對自由，隨意表達，不必過份注意他人感受，更不必擔心承擔責任。享受者，寫稿的、評論的還抱怨，且深信，言論深受壓制！不反對政府的及客觀分析的真愈來愈少了。政府是否停止了廣泛諮詢溝通的機制，不在乎爭取朋友了？不在乎調和政見了？回歸後17年已過，香港市民難以和國人融合。政府倒是信心十足，但求與宗主國合作愉快便心安理得。要徹底處理今天的混亂，惟有從根本做起，行政長官選舉的爭論結束之後，理想與否，民主與否，兩地磨合的工作才正式開始。

 

今天是人心惶惶，各有各的害怕，沒有人能知明天事。17年的平穩過渡，之後不會再平穩。單靠祖國的強大後盾明顯不夠。年輕人相信民主選舉可以解決一切困難：上至個人發展，出人頭地，活得精采；下至基本住房、教育機會、福利安排，都會改觀。畢竟事情複雜得多。未來的17年，祖國對香港的重視若保持不減，港方又能總結經驗，積極進取，便需開展系列的工作。在經濟的強勁支柱底下，實行雙方互相照應的兩地磨合。工程艱巨複雜，但唯有如此部署，才有機會和諧發展，促進雙贏。真的給「一國兩制」，創造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