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難民署（UNHCR）成立70周年的日子剛剛過去。1950年12月14日成立的UNHCR，最初的任務只是為二戰後的歐洲難民尋找家園。然而，戰後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卻一再引發新衝突，令更多人淪為難民，UNHCR的任務也不斷擴大，例如今年是阿富汗因戰亂而導致難民流離失所的第41年；明年則是敍利亞爆發衝突的第10年，還有受着國際制裁的伊朗、從緬甸逃往孟加拉的羅興亞人……
結果，這個曾經信誓旦旦要進入和平年代的世界，只見屢屢引發爭端，而地緣政治爭端的犧牲者，卻又往往是已經淪為難民的普通人。
對於香港人來說，「難民」是個陌生的概念，最接近這個概念的，大概只有1975年越戰結束後，逃離越南來到香港的「越南難民」或者「越南船民」，隨着2000年香港最後一個難民營結束，越南經濟也逐漸發展起來，這一頁自然成為歷史。
「若然再也沒有人被迫逃離家園，這世界將更美好」。理想很美好，現實卻無情；只要這地球上仍然有難民，UNHCR的工作人員仍得奔赴四方…….
其實在香港，也有市民默默支持着UNHCR的工作，希望通過這個歷史悠久的機構，讓遠方無助的異鄉人得到保護、得到溫暖，甚至改寫人生，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的慈善基金，便與UNHCR攜手，支援難民教育。
施永青先生的太太施陳佩霞女士，以及千金施慧勤小姐最近接受本社訪問，她們視教育為轉變難民命運的關鍵。
根據《2020聯合國難民署教育報告》指出，全球有近半（48%）難民兒童失學，而在新冠病毒疫情前，難民兒童失學的機率就已經是非難民的兩倍，新冠病毒疫情只會令難民兒童失學的情況雪上加霜！
曾經是一位教師，現在是學校校監的施太太，憶述小時候大多數香港家庭都是貧窮的，甚至是重男輕女的。資源不足的家庭，會先讓兒子有受教育的機會，讓女兒料理家頭細務。與她同年齡的親戚朋友，大多只有小學程度，只有她能夠讀中學、上教育學院，從事她的理想職業──教書。
「今天的難民兒童，與我們當年相比，只有更貧窮、讀書更困難。」她表示，一代人若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會影響下一代，甚至第三代，所以能夠上學受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施慧勤（Janet )表示，施永青先生約在10年前發起支持聯合國難民署援助在孟加拉的羅興亞人，她也有協助父親做慈善基金，因此認識UNHCR。
她指出，難民跟我們並沒有不同，他們原先在自己的國家也是從事不同的職業，有些是工程師，有些可能是教師、醫生。因為戰亂令他們流離失所，有些被迫當上「恐怖分子」；失學的少年亦可能被迫充當「娃娃兵」。不想在槍林彈雨下過活，只好離開家園，流亡他鄉成為難民。
她相信，透過慈善基金幫助難民兒童受教育，可以幫助她們跳出貧窮的陷阱，有朝一日回到祖國，也可重建家園。
曾經偕同丈夫遠赴伊朗探訪難民的施太太表示，伊朗的小朋友和難民兒童是在一起上課的，這一點令她意想不到；伊朗人對難民也很包容，讓他們能夠融入社會，而不是讓他們關在禁閉營，這一點做得很好。
「我在伊朗參觀過醫院，見到一位女士，原來也是難民。我發現她受過教育後，有能力當上醫生，她選擇照顧難民。」她說：「多一些人能接受教育，多一些人能選擇喜歡的工作，並藉此回饋社會，是很美好的事。」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她續說：「我還參觀了一個市集，供難民出售手工藝品，如手飾、頭飾、木雕等。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賣木雕的小販，他不良於行，需要坐輪椅，但他很有能力，製作的木雕也很美。所以，只要能夠給予難民足夠的技能和教育，他們一樣可發揮潛能。」
事實上，難民中有不少傑出人士，例如29歲的Rozma Ghafouri，是一位居住在伊朗的阿富汗難民，也是一位成功的足球教練，她以對體育的熱愛鼓勵難民兒童，使他們不必再流浪街頭，能夠重返校園。她因此榮獲聯合國難民署的「南森難民獎」（Nansen Refugee Award），以表彰她致力幫助難民兒童的貢獻。
聯合國難民署於90年代設立了DAFI獎學金計劃，DAFI為德文字首，意為「愛因斯坦德國學術難民倡議」，並得到德國政府支持。而長遠目標是在2030年之前，讓難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學率由3%提高至15%。
例如一位來自阿富汗的女難民Hina Shikhani，她獲DAFI獎學金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學修讀商科，她積極參與有關難民教育，尤其是女性難民教育的研究工作，希望能提高公眾關注。
另外，一位伊拉克難民Moheyman，他獲得DAFI獎學金取得護士的專業資格，現在伊朗服務，與當地人和難民一起對抗新冠病毒。
聯合國難民署相信，讓難民群體中的女性和男性一樣，得到相同接受教育的機會，將有助創建更平等和可持續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