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特朗普參加美國總統選舉到今年正式執掌政權，無論內政外交，特朗普各方面政策可以用一個概念來概括，那就是「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一直被美國的主流政界和媒體理解為負面的和貶義的。
美國主流政界和媒體的情緒也感染着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直到現在為止，人們仍然視特朗普為一個「不正常的人」，甚至是「瘋子」，很少有人認真地對待過他，思考過他的政治和外交哲學。
不過，對中國來說，這種「不確定性」應當被理解是中性的，因為其中既包含着巨大的風險，也包含着未來變化的機會。很顯然，如果希拉莉執政，儘管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比較可以預期的，但所預期的只是往壞的方向發展。比如說，希拉莉會繼續落實其早年所提出的「重返亞洲」政策；比如說，她會繼續對中國持高度意識形態立場，等等。
其實，對中國來說，希拉莉的這些做法也同樣具有「不確定性」。特朗普上台，至少改變了原來中美關係注定「下行」的趨勢。現在的局勢是，中美關係既可以比奧巴馬時代更壞，也可以比奧巴馬時代更好，甚至有實質性的變化。人們今天討論南中國海問題，就應當把此放在這樣一個政治背景下。
特朗普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有幾個根源
第一，特朗普的最高關切點在內政，而非外交。從一開始，特朗普一直強調他要使得「美國再次偉大」，從內部變革再次復興美國。就是說，特朗普要把美國政府的注意力從全球轉向內部發展。這種轉型，如果成功，就必然會對國際社會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道理很簡單，因為美國在國際體系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很顯然，一個有美國和一個沒有美國的國際體系是很不一樣的。至於美國的角色，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理解。正如有些國家希望美國充當世界警察，而另一些國家持反對態度一樣。
第二，特朗普和既得利益之間的鬥爭公開化，甚至有走向決裂的可能性。特朗普的自我認同是體制外人，並且也一直把自己置於既得利益的對立面。這種情況到現在還沒有改變。儘管特朗普在一些方面也不得不和現存體制妥協甚至合作，但這僅僅是為了讓現存體制繼續運作。特朗普和現存體制的很多方面很難妥協，因為兩者的價值觀不同。對外交政策來說，這又是一個不確定性。如果是現存體制繼續作為，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期的。作為體制外的特朗普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
第三，特朗普的商人背景。商業和政治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兩個領域具有不同的行為規則和方式。特朗普是個成功的商人，經商長達半個世紀。從商業轉向政治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簡單地把商業規則應用到政治領域，政治領域包括外交領域的不確定性就會增加。商業往往發生在私人領域，但所有政治都具有公共性，私人性和公共性就是一對深刻的矛盾。例如，如果把商業談判方式應用到政治外交談判，國家利益概念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都要發生變化。這也產生着不確定性。
第四，特殊的決策機制。特朗普可以說是一位「民主的專制者」。他是由選舉產生，是民主的產物；但他同時不想通過傳統的民主方式施行權力。他試圖超越現存官僚結構，創造其自身的權力機制，而現存官僚機構只是作配合的角色。執掌總統職位以來，特朗普已經創造了一些非正式的權力運作機制，並且成為主導性權力機制。這無論對內政還是外交，制造出很多不確定性來。現在連美國人本身也很難理解國家的權力機制的運作。
第五，特朗普的政治哲學。特朗普的政治哲學可能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特朗普並不愚蠢，至少不會像美國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的愚蠢。他有哲學觀，只是人們可能對之嗤之以鼻，不想去認識其哲學觀罷了。一本新出版的親特朗普或者同情特朗普的新雜志《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就是討論特朗普的政治哲學。
特朗普也非常認同其戰略家班農的見識，班農認為，美國面臨「三大敵人」，即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華爾街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伊斯蘭恐怖主義。這個看法也得到美國很多人的認同。也可以相信，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會在一定程度上圍繞着這些概念進行和展開。
從以上幾個視角來看，如果不發生重大事變，南中國海問題很難成為其外交的重點。中國經過幾年的努力，現在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已經處於比較主動的地位。如果處理得當，也不見得再有其他國家像過去幾年的菲律賓那樣來挑戰中國。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已經在快速調整菲律賓的中國政策。在過去幾年和中國的對抗中，菲律賓什麼也沒有得到。在對抗中，中國已經表明為了維護核心國家利益，會不惜一切；但同時也表明，對抗會是兩敗俱傷。
杜特爾特希望通過改善和中國的關係，借此獲得比對抗中國更大的利益。同時，諸多東南亞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柬埔寨、老撾、泰國等開始逐漸向中國作調整。不過，這些並不表明美國會不關切南中國海問題了。實際上的情形可能是：美國既不會停止在南中國海的活動，但也不太可能在南中國海投入太多的精力和財力。這是由幾個重要的因素決定的。
第一，亞太地區對於美國的重要性。亞太地區在今後很長時間裏一直會是世界經濟發展重心。歷史地看，一個國家的地緣政治重心，會跟隨世界經濟重心而轉移。美國絕不會放棄亞洲這個經濟增長極的。實際上，隨着歐洲出現問題，從經濟上說，美國愈來愈像一個亞太國家。在亞洲，美國的深刻擔憂是被中國「趕出」或者「擠出」。為了避免這個命運，美國必須尋找在亞洲生存和發展的「點」和「面」。南中國海問題就是少數幾個重要的「點」。
第二，美國對「航行自由」的關切。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美國一直抓住「航行自由」不放。這方面，美國對中國有很多的誤解，認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為是擴張主義，甚至是帝國主義的表現。美國沒有（或者故意沒有）看到中國的行為，僅僅是在回應其他國家（例如越南和菲律賓）的行為。中國並沒有要借助南中國海搞擴張主義。儘管是「誤解」，但這種「誤解」會繼續影響美國的南中國海政策。
第三，霸權的恐懼。任何一個霸權，無論是區域的還是全球性的，都有一個深刻的恐懼，那就是，哪一天自己會被另一國家所取代，美國也同樣。美國早已經把中國界定為唯一的、有可能取代美國國際霸權地位的國家。美國的判斷沒有錯，中國必將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但美國誤判了，無論從文化價值還是歷史經驗來說，中國無意充當區域霸權，更不用說是全球性霸權了。但不管怎麼樣，基於這個認識，美國不僅不會離開南中國海，而且要時常借題發揮，干預南中國海問題，為中國制造麻煩。
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對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對策會有那些情形呢？ 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尋找和抓住穩定南中國海局勢的機會。特朗普的政策重點在內政並非外交，這表明現在的美國也同樣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進行國內建設。無論是想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還是要求其同盟國承擔更多的費用，特朗普都是為了騰出手來聚焦內部發展。特朗普不太可能再像奧巴馬時期那樣，在南中國海方面投入那麼多的精力。不過，這裏的前提條件是南中國海不再會發生像2016年那樣的事情。中國本身一直在努力穩定南中國海局勢，並且有了很大的成效。
下一步，中國需要大力發展自己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軟力量，至少是要解釋自己合法合理的行為。中國在南中國海發展必要的軍事措施，這些軍事建設並不是帝國主義或者擴張主義，而是表明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和能力，是鞏固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同時，中國也不會乘機「接管」美國留下來的地盤，更不會乘機想把美國擠出亞洲。
第二，繼續改善和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特朗普之舉意味着美國在亞洲力量的相對「萎縮」，一些國家開始向中國作調整，經貿合作開始成為中國和東盟（亞細安）國家之間的互動主軸。同時，中國的「一帶一路」也開始發揮實際的效果，即開始在實際層面促動一些東盟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這個勢頭持續下去，勢必會加快大多數東盟國家向中國作調適。
第三，和美國形成一個鬥而不破的互動模式，即「你來我抗議」，但避免發生直接的衝突。這種模式具有相當的現實性。在很大的程度上，這些年來兩國的互動就是這個模式。美國在逐漸衰退，中國在繼續崛起，因此兩國需要互相調適。沒有人會希望美國很快衰退，而中國快速崛起而取代之。只要兩國在互相調適，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會有助於平穩的變化。
第四，合作形成中美G2共治模式。除了用自私方式追求美國利益之外，特朗普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意識形態。這表明中美兩國會有談判的空間。對美國內部發展的需要，中國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美國不就是需要一個更開放的中國市場嗎？更進一步開放也是中國本身所需要的。特朗普喜歡雙邊談判，中國實際上也是。商人不會用意識形態來主導自己的行為，兩國之間的談判會更加務實。這要比那些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趨向的政治人物要好得多。
朝鮮問題也是一樣，中國可以和美國進行雙邊談判，做一個負責的大國，來承擔足夠的責任求得問題的解決。就區域穩定來說，中國更可以主動邀請美國呆在亞洲，共同承擔提供國際公共品的責任。美國在亞太地區具有巨大的利益，這一事實既表明美國不會退出這個區域，也表明美國必須繼續為這個地區提供公共品。
第五，靈活的鬥爭模式。即使上述各種模式失靈或者成為不可能，中國也可以採用鬥爭模式。不過，即使是鬥爭模式，中國也沒有必要直接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中國可以利用南中國海問題把美國拖住，消耗其能量和能力。南中國海是中國的後院，南中國海島礁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本應該為自己的核心利益而戰。
也就是說，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費用」是應該的，也不會過於高昂。美國則不一樣。美國只有在航道安全方面可以有合法合理的行為，但在島礁問題上，美國不是為其本身的利益而戰，而是為其盟友或者其他國家而戰，並且費用高昂。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活動是否可以持續，主要取決於其內部的發展。如果內部發展持續不了，其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也很難維持下去。
從總體上說，南中國海局勢基本上在中國的掌控之下。中國現在的問題並非能力問題，而是信心問題和理性問題。如果有足夠的信心和理性，中國所具有的能力，足以保護中國自身在南中國海的利益，而且也能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