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下腦」，一般是教師叫學生做的，但林煥光最近忽然做了人之患，先是叫衝擊港大校委的學生用下腦，接着又再叫審議《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時拉布的泛民用下腦。
比起說人無腦，叫人用下腦，其實算客氣，起碼有腦可用，而且可以自由使用，沒有上繳給了誰。
明顯都是用了腦的行動
不過，到底是否如林煥光所言，因為不用腦，港大學生不知道「先暴者輸」，泛民不知道「玩到盡」會失去選民支持——還是，這些行動都是用了腦的結果？
沒有激烈的肢體衝擊，傳媒會有興趣報道嗎？傳媒不報道，公眾會知道學生的訴求嗎？行動是可見的，思考是不可見的；嚴密的論證，怎及肢體衝擊更能吸引眼球。至於輸贏，那是後話，起碼當前能吸引了公眾的注目。
而泛民綑綁式的拉布，恐怕重點不在那些豬一般的敵人，而是狼一般的隊友。由於大家票源一樣，若行動不一致，到頭來極有可能會變成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人。至於「玩到盡」會失去選票，那是整個泛民的事，而且是以後的事，君子不吃眼前虧，跟大家一起綁在戰車上，起碼可以避免腹背受敵。這明明是用了腦的選擇，怎能說泛民不用腦呢！
最怕當權者以為別人無腦
《娛樂至死》一書中，作者波玆曼指出，自電視普及之後，人的注意力習慣了被影像所吸引，深刻思考再難以引起公眾的注意。他在書中引述了曾與林肯作過七場辯論的道格拉斯所說的話：「我的朋友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沉默比掌聲更得體，我希望你們能夠用自己的評判力、理解力和良知來聽我的演講，而不是用你們的激情或熱情。」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家爭取選票，是訴諸理性的。那是一個沒有電視的年代，但自從電視普及之後，理性辯論已經不合時宜了。
我們這個世代的政客，最用心的研究的，是煽動民眾的情緒，在這樣的大氣候之下，理性討論只能被逼讓路。誠如波玆曼所言：「在思考過程中，觀眾沒有東西可看。」在我們這個吃東西前，要讓手機先吃的世代，沒東西可看的思考過程，實在不怎麼吸引，起碼吸引不到傳媒。吸引不到傳媒，什麼政治理想都只是空談。
今日香港，不怕學生不用腦，不怕政客不用腦，最怕當權者以為別人無腦，高高在上的教人用腦。台灣的柏楊曾以「三作牌」來諷刺當時的警察，因為當時的警政機關以「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自居，那是威權統治下的產物。林煥光要指點學生及泛民用下腦，大有作之師的威權意味。台灣的蔡英文當選總統後，要支持者謙卑、謙卑再謙卑；不知我們香港當權者的字典中，是否還有「謙卑」這兩個字。
相對於當權者要做父母官，商人則視消費者為衣食父母。既然對待的是衣食父母，自然會謙卑地做市場調查，謙卑地做好產品、做好推廣。即使消費者不賣帳，產品賣得不好，也只會檢討自己的行銷策略、產品質素，絕不會說消費者不用腦。
官員要的是政通人和，而商人要的是貨暢其流。要達成目的，商人知道需要的是謙卑，那才是真的用下腦。
（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