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吳強（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在新左和自由主義左翼相互撕扯、奪取眼球的年代，在儒家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沉渣泛起的新常態下，很少有人注意到托派在中國大陸悄悄地復活。這個新托派，不是鄭超麟、王凡西等老一代，也不是香港的《十月》和長毛等香港托派，而是投身女權運動、勞工運動和其他激進社運中的新一代托派。他們自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沒有舊托派的歷史包袱，視新左派以及毛左為真正的右派和死敵。他們以社運為武器，追求着中國革命的新可能。
這樣一批新托派的興起，卻與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的出版幾乎重合，呈現出一種有趣的巧合，彷彿在追尋和重建20世紀中國托派領袖陳獨秀的集體記憶進程中一夜間萌芽了。這大概是1928年中共「六大」之後陳獨秀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直至1942年去世所未曾想到的未來；也大概是作者唐寶林自1980年代以來所進行的30餘年陳獨秀研究，並通過辦刊重新集結托派所未曾奢望的新局面。
《陳獨秀全傳》在今天最大的現實意義
不過，和中國托派歷史，尤其是陳獨秀的坎坷革命生涯相對比，這樣一種邊緣的、被延安視為死敵、遭遇不斷肅托甚至在49年後還被再次清洗的馬克思主義群體，在中國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到21世紀的時代，終於得以按照托洛茨基當年對中國革命的教導而藉中國工運和女權運動而復活。這不能不證實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當年主張的歷史意義。這或許才是《陳獨秀全傳》在今天最大的現實意義。一本歷史教科書足以粉碎任何以所謂歷史決議所掩蓋的教條主義定論和浪漫主義的中國革命傳統敘事。
例如，從1925年國共合作到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暴動，中共的失敗最終被推到陳獨秀身上。而作者唐寶林使用冷戰後解密的蘇聯資料，清晰地再現了斯大林如何操縱中共並將失敗歸罪於陳獨秀。陳獨秀始終如一，從建黨開始，到1929年後統一托派內各派別，到抗戰初期對游擊戰的批評，並作為提出抗戰「持久戰」的第一人，都充分表現了獨立觀察、獨立思考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本色，受到托洛茨基從未動搖的高度肯定。
這種特立獨行的人格氣質，貫穿陳的一生，特別在他1932年被捕後以及釋放移居重慶期間，社會各界包括昔日論敵胡適、章士釗都鼎力相助，甚至與AB團創始人段昔朋結為好友。類似的，其他托派成員也多終生不改其志。作者唐寶林雖自謙不是托派分子，卻長年身居陋室，皓首殫精，以30年之功完成這部有史以來最詳盡的陳獨秀傳記，讓人近距離領略了仲甫先生身上的不斷革命情懷。這或許正是今天托派重新成長的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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