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而不合的教育？

家長組織「教育大同」於2014年的論壇邀請了芬蘭教育家分享芬蘭教育模式。討論中有人問及芬蘭是怎樣推行「融合教育」的。答案竟然是個反問：「什麽是融合教育？為什麽要有這措施？」

妙絕的答案！在芬蘭，低智商的孩子會入讀特殊學校，其他孩子都自然地入讀鄰近學校。每一個孩子在芬蘭都是珍貴的、獨特的。孩子不會被標籤為「特教生」，學校會應孩子的不同需要提供支援。

「融合教育」在香港的推行卻一直被人詬病。張文倩是我的要好朋友。她的兒子跟我家老三同齡，有自閉傾向。老三自小一開始，每星期一次到她家當小天使——協助她的兒子做社交訓練。多年來，陪伴着她和她的愛兒在主流學校求存，淚流了不少，心也很痛。我希望分享她的心路歷程，讓更多人反思香港教育。

改變的是學生還是家長？

孩子有自閉症，家長努力改變他的行為，以便將來融入社會。其實，這個社會也需要改變⋯⋯

孩子四歲，幼稚園老師跟我說他有點不一樣，請我帶他去做評估，結果被評為「自閉傾向」。自閉症？我以為是那些用頭撞牆、失控大叫的孩子，才是自閉兒，怎麼會是我的孩子？過了一段日子終於接受。從此，我離開原本的工作，走上另一條學習之路——學習做自閉兒的照顧者。

起初，我以為努力訓練和改變他，希望有一天他會變回一個「正常人」，便達到目標。現在兒子已12歲了，回頭一看這幾年的經歷，兒子的確改變了，但原來我的改變比他還要多。

改變一：對香港教育制度的看法

老公和我在香港長大，在主流學校讀書至中學畢業，先後到外國升學。因此，順理成章把孩子送入主流小學。當然，考慮他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已經選了一間不太催谷學生成績的屋邨小學，以為已經放慢腳步。

入讀小一後，才發覺現在的課程比我們的年代艱深很多，還多了小三及小六的 TSA 評估。因此，不少學校將大量精力放在提升學校在全港 TSA 的達標率。學校只看重學生的中英數學科，而操練 TSA 習作變為恒常的功課。加上，學生要非常專注，才能在有限時間完成大量課程及功課。在此環境下，對 SEN 學生是很大的挑戰。有些學校對 SEN 學生採取放棄政策，有些用不同方法將他們拒於門外，有些用高壓的方法催谷，以為幫他一把，其實把 SEN 學生及家長的迫得透不過氣，不少學生因此出現情緒問題。

初小那三年，我以完成功課以及考試合格為目標，以為標準已經很低。每天早上七時開始，上課丶溫習、做訓練及做功課，佔據大部份時間，每晚11時才睡覺，連玩的時間也很少。

當然，孩子跟我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到了小四，一天晚上，孩子躺在牀上跟我說：「媽媽，我出生的意義是什麼？」跟着哽咽的説「就是做功課！」我下意識摸他的面頰，是濕的。在體檢問卷上，我發現他原來認為自己在父母、老師及朋友眼中是「一個無用的人」。

作為父母，亦退一步想，這樣上學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在這樣的學習環境，既未有切實追求知識，更花了大量時間在學校呆坐丶在家趕課程及功課，不單身心疲累，屢屢失敗更打擊求學心及自尊心，自我形象低。我不甘心這樣浪費他的黃金期，最終放棄主流學校，入讀專門給自閉學童的特殊學校。現在，孩子在學校得到適當的學習支援，開心得多，還培養寫作的興趣，跟我們的關係已經改善很多。加上，有足夠時間照顧孩子的其他需要——訓練自理、社交能力和改善固執行為。

改變二：角色的改變——由家庭主婦走入立法會

自從孩子有自閉特質，我開始接觸不少自閉學童、家庭及其他有學習差異的群組。2012年，我認識了一班 SEN 家長，他們走訪多位立法會議員，反映現時主流學校融合教育的問題，希望在立法層面得到改善。但大部分立法會議員見一次面後，唯唯諾諾之後都是無疾而終。只有張超雄議員，成立了檢討融合教育的小組，並於2014年9月提交報告。在一個公聽會上，讓持份者（包括學生、家長、老師及校長）向政府各方官員（包括教育局、食物及衞生局、社會福利署等）反映實況，不同的 SEN 學生在主流學校也是困難重重。其中2013年5月27日的公聽會上，不少自閉學童的家長發言，敍述面對主流學校的各種壓力，其中一位説：「我曾經想攬住阿仔跳落去⋯⋯」

我發言其中一段：

請問教育局，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現今中小學課程日趨考試主導，強調課堂秩序（令學生坐定）丶一刀切的考核丶大量功課及 TSA 的操練，令學校／老師在課程上難於照顧個別差異。在此環境下，我們的教育制度只適合部分學童就讀，令大群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童（以10%估計，約8萬名）未能有意義地參與學習，沒有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

⋯⋯教育局只作撥款及提供大量指引，但老師及教學助理缺乏專業培訓及技巧，未能因應自閉學童的障礙而幫助他「有意義的參與」學習，真正的接受教育及協助他增強社交能力，與同學建立友誼，融入校園生活。

其後在這平台上，有家長發起到台灣訪問，參觀當地的中學丶大學、學者及家長團體。這次訪問令我大開眼界，台灣30年前已立法「特殊教育法」，政府投放大量資源，保障殘疾人士在人生各階段的保障，包括由評估、訓練、教育、生涯規劃等。尤其，看到台灣家長團體的積極，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原來家長的力量可以改變孩子的將來。回港後，幾位同行者和我決定成立「特教平權」（SEN RIGHTS），倡議 SEN 孩子有權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往後的日子，我也變得比較積極，除了參加了幾個家長組織外，間中接受傳媒訪問，隔數天便會和素未謀面的 SEN 家長傾談，分享經驗。

改變三：對殘疾權利的看法

以前，我對殘疾權利的議題不大理會，認為對目前面對孩子的困難沒有多大幫助。

這幾年漸漸發現，雖然孩子在各方面是有進步，但自閉是他的特質，他的行為永遠跟別人不一樣。將來長大後，在社會生活將會面對不少困難。我在想，如果整體社會對他們認識多一點，用包容的態度看待有個別差異的人，孩子將來面對的問題便少了一大截。因此，我開始有興趣了解殘疾的權利，從「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殘疾歧視條例（DDO）、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殘疾人權利公約（CRPD）。

2007年，聯合國通過制訂殘疾人權利公約，完全改變對殘疾人的看法，已經由「醫學模式」發展成為「社會模式」。在香港，一般人也是用「醫學模式」：殘疾人士是有缺陷的，主張透過醫療復康的介入方法，去「治療」或「糾正」。而「社會模式」角度卻是：提倡改變社會態度、環境和制度，並且通過科技和設施，減低殘疾人士的限制和障礙，讓有殘疾及健康兩者平等享有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殘疾人士可充分發揮潛力，培養自尊自重的精神，能夠貢獻社會。好像，提供輪椅給肢體殘障的人，他們便可以到達目的地，同樣道理，對於自閉人士，社會應該提供什麼援助，協助他們參與社會。現在，有些跨國企業也認同自閉人士的某種能力，提供職業安排。

雖然香港在2008已經簽署成締約國，但從教育局「融合教育」政策以及對殘疾人士的各種支援，香港政府沒有認真履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