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可得有點新意思。教人矚目的是負責宣讀「最佳服飾獎」演員，穿上「皇帝的新衣」，近乎全裸上陣，引來台下一片歡呼聲，男演員身體健康，大隻佬卻見得人，場面樂而不淫。
角色扮演
最佳男主角由演《奧本海默》的基利安·梅菲獲此殊榮，愛瑪·史東憑演《可憐的東西》得最佳女主角，兩位演員皆屬大熱勝出。
就當晚典禮活動現場所見，兩位男女演員的表現「合格」，上台領獎時真情流露，卻能做到恰如其分，不見誇張。
演員在電影的表現不是自己，那是戲中角色，導演說該怎樣演繹，就怎樣做（出色的演員會進入角色，交足功課）。台上的戲演過了，來到台下就是做回自己，不用「扮晒嘢」了。
《奧本海默》是否可以排除萬難，在日本上映？飾演奧本海默的基利安·梅菲，會否與觀眾來一趟對話？他扮演「原子彈之父」，內心世界是否如書中所說，內心矛盾，掙扎不已？原子彈在日本引爆，過萬平民百姓因此喪生。但日本的軍國主義為其他國家帶來的災難，這筆帳又該怎樣計算？奧本海默其後在聽證會上的發言，在政治層面上，面對政客的查詢，他顯得懦弱。同一個人，當他與一眾科學家，在沙漠把研究成功的原子彈試爆時，神采飛揚，十年後他後悔了？
扮演「可憐的東西」的愛瑪·史東，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這個角色、這套電影都是充塞着Metaphors（隱喻）。」因此，一切看似荒謬的場面，都有其「合理」性，愛瑪·史東對角色的詮釋，讓我們看到，這名經「改造」的女子不用理會世俗眼光，活得勇敢灑脫。
改編
把六百多頁的《奧本海默》傳記，轉化成三個小時的電影，而又能保留原著神髓，難度可高。編劇就是有此本領，化繁為簡，把劇本寫好。導演基斯杜化路蘭，把真人真事搬上大銀幕，演員基利安·梅菲不負所託，演繹奧本海默角色層次分明、把「原子彈之父」的內心矛盾演繹到位。導演基斯杜化路蘭憑此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演員獲最佳男主角獎，而《奧本海默》則奪得最佳電影獎。
改編名人傳記很考編劇的，看他是否夠膽識，敢大刀闊斧，把看似重要的情節删掉，又把一些名人的生活細節保留下來。這一切還得看導演的功力，知道如何去指導演員詮釋角色，而演員又能把角色演得恰到好處。
我們不知道真實人生中的奧本海默是怎樣的，看電影我們會相信奧本海默就是這個模樣。不然的話，去翻看傳記也可印證我們的想法。
對小說角色的解讀，看似自由得多，發揮空間更大，但難度更大。把小說改為電影劇本，往往有無從下手之苦。
2018年在蘇格蘭Glasgow書店，見有當地作家專櫃介紹，包括後現代主義：Alasdair Gray的《Poor Things》。店員向我推介：「他是我們當地人引以為傲的作家。雖然他沒有像某些愛爾蘭作家、英格蘭作家那麼有名氣（就像Glasgow不是都柏林、倫敦甚至蘇格蘭的愛丁堡那麼多人認識），但他在文學界的重要性會受到肯定的。」
我有此錯覺，這是Mary Shelley小說《Frankenstein》（《科學怪人》）的變奏（怪人由男的變成女的），遂沒有把作品買下來。
禁忌
有書評人對把小說《Poor Things》改編成電影劇本，再拍成電影，有所保留：「電影恐怕不能展現出小說的深層意思來。」
導演用影像語言，與作家通過文字來說同一個故事。觀眾看電影，讀者看小說，接收的「信息」看似一樣，其實媒介經過轉化，本質已改變了，觀眾與讀者，兩組人的反應自然也會不同。
在電影《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飾演Bella Baxter一角的愛瑪·史東，接受訪問時說了一句：「The shortform explanation of the story is pretty wackadoo」。簡單來說：整個故事是瘋狂的、超現實的。觀眾不能以常理來看女主角的荒謬行為。
而愛瑪·史東詮釋Bella這個女子：這位外表美麗、身材苗條、思想「幼稚」（死亡前，植入嬰兒的腦袋），行為有異常人，不按常理出牌。
怎樣演繹這個「怪人」Bella（她與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不同，Bella有人腦），就得看愛瑪·史東的功力了。書評人說愛瑪·史東交足功課，但與原著的Bella就是差了一點什麼，那是說有等感覺，作家可用文字描寫出來，而電影即使通過豐富影像，卻仍沒法展示出來。
可不可以換另一種講法：電影畫面可以呈現出來的，文字卻不一定做得到。
愛瑪·史東該沒有與小說女主角比較的壓力，她是按照電影劇本來扮演Bella這個角色。拍電影，劇本是由小說而來，演員按劇本、導演指示行事。
愛瑪·史東扮演的Bella十分出眾：一名超越世俗道德框框的女子，她沒有禁忌，活得開心，一點也不可憐。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