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其他老一輩人物，百歲老人杜潤生10月9日的辭世本身，可能並不很讓人吃驚。不過，僅看眾多後人的懷念之豐富、熱烈，完全可以感知這位改革老人深植人心的影響力。
數月來，萬里、喬石、尉健行等一批改革先輩紛紛離去。雖都是些久不在位的老人，一旦辭世，輿論仍相當震動，追思逝者之言行、感懷逝者之作為，文章鋪天蓋地。對逝者的悼念之中，更多的是生者的感懷。
對杜潤生的紀念更是如此。由於中國農村改革在改革全局中先行者的地位，身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為公眾所熟知。他一手創辦的農村發展所更聚集了上世紀80年代一批思索和踐行改革的青年精英。這些人分流在官產學各界，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從事中國農村工作的陳錫文、韓俊、杜鷹，還有一批傑出的學者和意見領袖，例如林毅夫、周其仁等。
人們深情懷念改革的流金歲月。不過，恰如杜老生前多次強調，「改革是行百里半九十，農村改革則只到半途中。」對杜潤生的紀念，也必然使人們對亟待深入的農村改革，有更充分的思想交匯和更強烈的行動願望。
改革尚待突破
現狀實難盡如人意，惟須不懈努力。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兩年來，行政審批精減、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和商事登記制度等改革進展較快，初見成效，而國企分類改革在遷延日久後，近期也終於出台。不過，改革整體上仍在深水區行進，跨領域協調推進出現困難，不少改革流於口號；與此相伴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因此，改革亟須重大突破。
草創之際 艱苦卓絕
今天，許多官員常感喟改革阻力巨大。其實，30多年前，改革起步更加艱難。當時，經濟已到崩潰邊緣，長期閉關鎖國，使得中國與發達國家和大部分周邊經濟體差距拉大，人民溫飽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而「文革」剛剛結束，極「左」意識形態嚴重束縛人們的頭腦。正如杜潤生所說，一個提法有閃失「也可能掉腦袋」。然而，經過改革先輩艱苦卓絕的努力，中國終於把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隨後，國民認知從神話回歸常識，經濟體制從計劃走向市場，國門從封閉走向開放，國家從貧窮走向富強。
這一切靠的是什麼？歸根究柢，靠符合中國實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改革先輩注重實踐和經驗，打破教條，鼓勵創新，善於把不同意見中的合理因素歸納出來。他們的勇氣和智慧，對於正確路線的形成可謂居功至偉。
然而，老一輩改革者事業未竟、心願未了。杜潤生晚年對貪腐蔓延憂心忡忡，不斷思考、不懈呼籲建立代表農民權利的農會、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推進民主政治等課題。改革首先是思想的解放。這源於實事求是的認識論。正像杜潤生謙稱，「家庭聯產承包製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解放思想沒有止境。如今，各地、各部門的改革試點、創新並不少，但是，倘若動輒設定條條框框，長期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就很難突破。
應該指出，萬里、杜潤生等改革先輩推進家庭承包制時，均深感「我們虧欠農民太多」，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惟實，不惟書，不惟上。眼下，無論國企、財稅、金融、戶籍、土地還是農村改革，都應堅持這一「以民為本」的態度。
繼承先輩精神 化藍圖為現實
正是開放的心態、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深入調查的工作方法，使老一輩改革者對中國社會觀察敏銳，認識深刻。上世紀80年代，杜潤生就主張轉移農村富裕勞動力，允許農民轉讓土地使用權。他還主張土地產權長期化。他指出，除了必須以制度法律，明確界定產權各項權利歸屬，還應在司法上保障。他晚年對集體所有制提出進一步反思。其事業繼承者應全面準確地理解老人的這些思想。
中國改革的基本路徑是基層實踐和上層決策循環互動，其間，專家學者的總結、提煉和闡釋也大有助益。改革行至今天，局面更為複雜，但仍應堅持這條基本路徑。當前，一些部門或地方政府對改革缺乏熱情，應特別注重開門改革，廣開言路。以土地制度改革而言，除了少數試點地方在經營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上略有進展，宅基地改革、徵地改革均無重大突破。有關部門過於強調穩妥，着力掌控，使一些本來積極的地方難有作為。而土改方案至今未向社會公佈，試點封閉運行，使必要的公共討論難以開展。要完成中央決定的、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既定目標，無疑需要加強改革推動力。
日前中央深改小組第17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中央通過的改革方案要落地生根，必須鼓勵和允許不同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會議還要求「營造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濃郁氛圍」。這些表述顯係對改革先輩經驗和精神的繼承與發展。中共18屆五中全會召開在即，人們期盼「十三五」規劃充溢改革精神，更盼望它能從藍圖化為現實，如改革先輩那樣，為後世營造豐厚的「改革紅利」。
（本文為2015年10月19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40期社評，原題為〈改革遺產如何化為改革動力〉，本社獲授權轉載。今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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