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假設國與國之間乃處於互惠合作的基礎之上，但國與國之間亦常常出現激烈的商業競爭。在這個時候，資本家便會遊說政府採取保護主義的措施，包括提升入口關稅或指責對方以低於成本銷售而徵收傾銷稅、或是產品有違環保條例而拒絕入口等。在歷史上，英國和美國於崛起期間，都曾經採取過極嚴厲的保護主義措施。
國家為資本家服務
更為直接的一種做法，是遊說政府對自己所屬的行業進行大規模的補貼，例如美國表面上最為鼓吹自由經濟自由貿易，但她對國內的金融業、能源產業、電訊業、農業等的巨額補貼，被世人責備為「講一套，做一套」。日本對米農的補貼和限制大米進口也是一例。
另一個常用的辦法，是讓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對於好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更可通過種種手段強迫別國的貨幣升值，從而達到同樣的效果。1985年美國透過《廣場協議》（Plaza Accord）逼馬克和日圓升值，以及過去二十多年來不斷逼人民幣升值等是最佳的例子。
較長遠來說，要真正提升國際競爭力，一個國家還必須大力投資於基礎科學研究、新技術的開發以及各級人才（特別是高科技人才）的培養之上。不用說，個別資本家不會對此作出大量投資，因為極可能會為他人作嫁衣。正如海港燈塔的情況一樣，國家在此必須負起主導的角色。
增加公共財 維持社會安穩
到此為止，我們看見的都是政府如何為資本家服務，那麼「國家只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個說法又有什麼不妥呢？問題出在「只是」這兩個字。上文已經指出，鞏固權力和累積財富始終是不一樣的目標，而對於統治階層來說，保持權位畢竟要得到大部分被統治者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許。如果政府推行的政策過於損害廣大人民的利益，便很易惹來強烈的抗議，甚至引發騷亂導致社會不穩。
正因為這樣，過去百多年來，即使在高舉資本主義旗幟的國家，都引入了愈來愈多的社會福利措施，也大大加強了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和公共設施（如公園、圖書館）的提供（經濟學家統稱為公共財，public goods）。就以美國為例，政府開支在二十世紀初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7%左右，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個數值已增加至35%有多。其中的社會福利是為社會的低下階層提供一種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亦即提供一張安全網。按照歷史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觀點，「社會面對市場主導一切這個可怕大潮的一種自我保護行為，不如此的話人類文明一早便已解體。」
資本家扺制工會 對公共服務又愛又恨
資本家對公共財的心情其實十分矛盾，他一方面支持它，因為這是市場運作所必需（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海港附近的燈塔建設）。此外，公共服務提供得愈多，他便可以把工資壓得愈低。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憎恨它，因為作為一個階層，他當然不想繳納更多的稅款以建設這些公共財。此外，任何被劃定為「公共」的設施和服務（如教育、醫療、集體運輸、退休保障），都代表着失去了的巨大商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浪潮，表面的理由是打破因循守舊效率低落的官僚作風，但更大的理由，是可以讓資本家把種種公共事業變成「一盤生意」以圖利。
有一項社會發展是所有資本家都一致扺制的，這便是工人運動的發展。我們一直以來的分析，都只是把工人當作為只能靠出賣勞力維生的個體，但所謂「團結便是力量」，工人在反抗資本家的壓迫和爭取權益其間，很早便明白到團結的重要性，工會運動遂由此而生。不用說，任何獨立的工會都是資本家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肉中刺」。（由資本家暗中操控的工會則作別論）如今的問題是，國家（政府）在對待工人運動時，站在怎樣的位置呢？
政府的另一個角色：平衡勞、資利益
我們常常說，政治是平衡的藝術。而在勞資糾紛出現時，所有政府的漂亮說詞都是：「我們必須在資方的利益和勞方的利益之間謀求平衡。」但回顧過去百年來的工人運動歷史，政府主要站在資本家的一方是十分明顯的。當然，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這種偏袒會有不同程度的分別。例如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工人運動都頗為蓬勃。但自從戴卓爾夫人在英國上台和列根在美國執政之後，西方的工會運動受到嚴厲的打壓，元氣至今未有恢復。而在香港，爭取了多年的「集體談判權」迄今仍是空中樓閣。
但我們不要忘記的是，政府固然偏袒資方，但這並不表示它不會立法提升工人的福利保障。在一方面，這些當然不是政府的「恩賜」，而是通過了大眾輿論和支持勞工界的政黨和議員的長期艱苦抗爭所獲得的成果。在另一方面，政府確也頂着了資本家的激烈反對最後促成其事。這些保障包括了取締童工、訂立有薪假期、婦女產假、工傷賠償、最低工資、標準工時、解僱通知金、長期服務金、遣散費、集體談判權等等。（但直至今天，也不是每個國家的工人也享有這些權利）這是因為不如此則社會爭拗不絕動盪不安，而為政者最大的目標是「維穩」。
政府傾向資本家是必然之事
留意上述的分析是假設政府官員都是廉潔和超然的。在現實世界，官商勾結是千古皆然的事情，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吧了。上文所說的「利誘、遊說、威逼、和收買等手段」其實每一刻都在進行。除了直接的行賄外，利誘的手段至少還包括：一、在選舉時的政治獻金，以至公職人員（包括美國總統）在當選後要投桃報李；以及；二、在公職和私人企業之間的「旋轉門」安排，亦即高官在退休後出任大財團大企業的高層，而高薪厚祿的引誘會令他們於在任時對有關企業疏於監管，甚至暗地裏進行利益輸送。上述的情況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而在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至為嚴重（其中以金融、藥物、食品等行業至為嚴重）。
但從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宏觀角度看，就算領導人和官員如何廉潔超然，政府之傾向資本家是必然的事情，這是因為資本家的投資是整個社會經濟的活力泉源。沒有了這些投資，企業便會收縮，工人便會失業，而廣大人民便會生計頓失，最後是民不聊生天下大亂。眾所周知，資本家最大的「撒手鐗」是撤資（capital flight）。在這個「必須創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以不斷吸引投資」的世代，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自由黨（或是美國的民主黨或共和黨）上台，最後還是「換湯不換藥」地向資本家乖乖「下跪」，撤資的威脅是最根本的原因。
以上討論的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因為無論我們想改造還是超越資本主義，國家所能發揮（或是不能發揮）的作用都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我們是透過理論批評？公民運動？街頭抗爭？議會鬥爭？政黨奪權？還是暴力革命來達到我們的目的，端視乎我們認為國家能夠扮演什麼角色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