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史家嘗言，1967年的「六七暴動」是香港近代歷史的分水嶺。今年是「六七暴動」55周年。正所謂「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是故，便有了兩位六七當事人的對談記錄。鮑起靜女士，當時是中四學生；嚴浩，當時是中三學生。他們兩位同一左派學校的學生，1967年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呢？
承接上文：〈六七的社運抗爭──嚴浩、鮑起靜對談〉
嚴：嚴浩 鮑：鮑起靜
鮑：當時學校有訂《青年樂園》一類的書報，報紙則看《文匯報》一類。當時我很喜歡看蘇聯的翻譯小說，爸爸（即著名導演、演員鮑方[1922-2006]）有很多書。
嚴：我家也有很多書，包括翻譯小說和中文小說。看《小朋友》是我的至愛。爸爸放工時就帶回給我們。它最適合我的年紀，收到後很是珍愛，當時我把它們藏在櫃子裏。
鮑：啊，《小朋友》也是我的至愛！算是精神食糧，裏面很多東西可以學。當時沒電視，一點點的知識都是從這些地方吸收到的。每次閱讀，總覺得有很多新的東西是不知道的。有時爸爸也會帶我回片場，跑跑龍套。
嚴：我則經常去報館。你反而天天去片場？
鮑：倒不會是天天去，中學我就少去了。
嚴：我有空就去報館，報館7樓有張乒乓球台和小賣部，我經常去打乒乓球。
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爸爸都這麼忙。
嚴：你爸爸當然忙，既是演員又是導演。
鮑：因為當時拍戲要現場收音，都是夜班。白天我們上學，他們還沒回來。晚上我們放學，他們又上班了。永遠很難見到爸爸媽媽。收音一定是夜班，因為靜。所以片場有很大的「靜」字。我經常問爸爸，是不是因為你經常看到靜字，所以把我取名叫靜？
嚴：我會看爸爸（即著名作者、編輯嚴慶澍[1919-1981]）的專欄。他會寫兩種小說，一種是香港現代小說，另一種是《金陵春夢》（按：反蔣小說）那種，不可能看得完。他寫現實小說時，我覺得像在寫我們，太真實了，如果寫《金陵春夢》那種，又好像在跟我講故事。
鮑：你爸爸寫的東西真是厲害。不過，我其實最喜歡看故事書。而印象最深刻的則是《牛虻》（革命小說，愛爾蘭女作家Ethel Lilian Voynich的作品）。讀後我震驚得不得了，原來可以有這樣的人性、宗教。一個神父可以這樣出賣和殘害自己的親生兒子，就因為他是革命者。我一生人做不到牛虻那樣。我常常覺得現在缺乏了一個牛虻，牛虻最出名就是可以將自己的理論講出來，然後拿另外一個自己來打，使真理打出來。他是這樣的革命者，思維很犀利，影響我很大。我對宗教的態度也是由這本書而來。
嚴：當時我看很多很多書。《西遊記》看了很久才知道是《西遊記》，因為封面沒了。
鮑：我也很喜歡看電影，那時真是看了很多西片，因為那時流行。
嚴：但不能告訴爸爸媽媽吧？
鮑：是啊，是自己偷偷去看的。我比較大膽，因為知道他們不會看。
嚴：六七之前，我記得我去看《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1965）。看完回去叫同學去看，誰知他不但不肯去，還告我一狀。我記得上課之前，我班主任叫施SAN，說：「你過來，你爸爸這麼好，你媽媽這麼好，你為什麼要去看西片？」我說我去學英文嘛，那齣戲教人ABC嘛。這樣反駁。跟着就開始「暴動」，沒看電影了。
鮑：學英文那齣電影的確很好，非常簡淺。《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 1962）算是給我很大啟發的電影。就是當革命被這種「傻瓜」成功了之後，他們是不懂得管理國家的。打生打死，等到革命勝利了，大家都不懂，你管水、他管電，就亂了，印象深刻，革命之後也不一定管理得好。我弟弟在大陸沒有機會看任何西片，所以每逢暑假我回去見到他，就把看過的西片由頭到尾形容一遍，讓他好像看過一樣。看邵氏、電懋（當時非左派的兩大電影公司）的電影就不怕被人知道，跟看西片不同。
嚴：左派電影、右派電影對我們來說很模糊，都是標籤性的東西，六七之後愈來愈淡化。後來進入TVB做事，慢慢更加沒有分別。當時，長、鳳、新（當時三間左派電影公司）與邵氏、電懋幾乎可說是平起平坐，不覺得會受威脅。
鮑：其實，當時看西片的風氣比較大。六七之後，文革時期，長、鳳、新電影始終都是比較樣板。其實之前是不會的，後來學了文革的那套，題材硬邦邦的。我覺得是上層與社會脫節，特意在香港電影中搞工人階級鬥爭，與市民的距離很遠。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嚴浩、鮑起靜對談 6（按此閱讀嚴浩、鮑起靜對談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