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佔中發起人陳健民來說，過去兩三年，他踏出了自己的 Comfort Zone，由學者一躍成為社會運動發起人，歷盡風雨。將大半生獻及中國公民社會發展，佔中和雨傘運動，扭轉了陳健民以後的人生。一年又過，如今民主路終點未明，他說，要像登山一樣，把眼光看遠一點。站在高點，才可以繼續步向未來。
一年‧沉澱
踏入2015年9月下旬，各大傳媒紛紛替2014年尾持續79日的雨傘運動來個周年回顧。上周初，編輯部在傾談之間，突然意識到，是否也應該為我們的讀者提供一點回顧與展望？於是就抱着一試無妨的心態，邀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本文簡稱為「佔中」）的發起人，外界稱為「三子」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陳健民副教授，來一個深度訪談。原以為各大媒體爭相邀約，陳教授應該無暇應接網媒專訪，但令人欣喜的是，短訊發出才沒多久，就獲得陳教授爽快答應。
於是， 9月25日早上，與社長文灼非先生一起，登上中大祟基校園的信和樓。甫見面介紹，同行的文社長說，陳的氣色似乎較之前來得舒泰。在那井然有序的辦公室內，陳教授面帶微笑，神色的確已沒有一年前在鏡頭面前的那樣繃緊。
但那並不代表陳教授沒有情緒低落的日子。「那麼多人來訪問的時候，其實我說不上是習慣——原來已經一年了。事實上，很多人才剛在情緒低谷走出來。」這可算是每個人都避免不了的創傷。某家最近開張的網媒，就以運動創傷為主調，報道了很多參與者甚至是警員有關「佔領行動」的故事。在2014年9月下旬後的香港，經歷了79天的過程，誰都知道，今天的香港，以至在這個土地上的香港人，都已不再一樣。
陳健民自問不算是情緒主導的人，因着他對中國的認知，他坦言對香港在短期內成功爭取民主十分悲觀，當日與另外「兩子」發起佔中，也就是受到戴耀廷的鼓勵，希望盡力的試一次。「所以在情緒上，我不算有很大衝擊；但竟然連我這個情緒不太波動的人，都自覺要做一點事，要參加樂施會的毅行者，來為自己打打氣，你可以想像其他人的情況如何。」
「大家不可再在低窪地、沼澤裏糾纏，需要站在一些高點，才可以清醒點，看得清晰些。我覺得行山都有這種感覺，我很喜歡行到最高的山脊時，被風吹來，令人清醒、好舒暢的感覺。我覺得面對香港局勢時都是這樣⋯⋯」
評運動後的香港政治生態
在邀約與正式訪問之間的數天，有關雨傘運動的專輯陸續「見街」，學生領袖、「三子」、甚至為官員與學生談判牽線的「中間人」，均以他們視角，重新描繪雨傘運動的各個方面。陳教授認為，因為訴訟等原因，現在仍未是時候去詳細回說當時場內的具體情況，「而我自己覺得，這個運動對他們產生什麼影響，不能那麼快做判斷。這些影響包括了對建制的衝擊，梁振英的前路如何？對泛民的基礎究竟是擴大還是削弱？都要等待明年一連串選舉，以及另外一些發展成形過後，才能有一個較清晰的圖象」。
談到「三子」，很多老一輩都會說，他們是香港變得更撕裂的所謂「元兇」；年輕一輩又會認為，「三子」與佔中的溫和取態，只會對變革的力量構成障礙。我提出，這些論斷有一個明顯的共通點，就是不同階層、以至於不同路線之間的不信任，似乎愈來愈明顯。陳健民回應指，這是他們設想範圍內的情況。「在公民社會來看，大家都迷茫，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才可以改變香港。有人認為舊的一套走盡，我們是時候要交棒，最好連話也不要講大多——的確，要承認的是，和平的公民抗命，已是我最後的底線。『佔中』，就是要給和平理性一個最後的實踐機會。」
佔中是要回歸和平理性的說法，相信不少人會感到不解，但陳指出，這需要由2010年的政改爭議開始觀察。翻查資料，當年公民黨與社民連的5名立法會議員一併辭職再參選，以普選議題作為單一競選政綱，引發所謂「五區公投」，望以民意向港府及北京施壓。陳健民當時與其他溫和泛民人士，則主張與中央談判，最後更促成當局接受民主黨提出的「一人兩票」方案。然而，自此民主黨就被激進派不斷狙擊，所謂「路線之爭」也就浮現出來。這個分歧，在雨傘後這一年，甚至已成「各行各路」之勢。
「可以這樣說，佔中運動只是把勢頭暫時控制、延遲。但其實累積了的事情與能量，兩年多後的今天，還是會再爆發。過去兩年，我們心裏講要理性和平，即是說要試用建構平台的方式，要商討，要有過程和全民投票，最後行動，是希望最終能發展成與當局談判和對話。這難免有一些人的想法和主體性被抑壓。」然而，人大8.31決定，一方面令香港社會分為「黃」、「藍」兩大陣營，另一方面也令這種短暫的民主運動共識難以維持。雨傘運動後，本土組織冒起，遊行示威及學生運動愈見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將種種近象放置於陳健民所提及的脈絡中，實有一定前瞻意味。
「我認為未來只會更加混亂，而這是正常演化的一部分。如果沒有真普選，社會相安無事，好好發展，那，我們為何要一直爭取？沒有真普選，就解決不了管治問題，也解決不了社會的衝突。」
「我們不是說，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起點。沒有普選，沒有民意授權，又無法以公平的選舉機制去理順港府與政黨及公民社會的關係，即使如梁振英一樣有政綱及理念的，對社會現有的核心利益，還是不免會束手無策。」
陳健民認為，這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之爭，這是中產及高教界必要認清的。「我某位朋友是上市公司主席，他與我認識的很多中產人士一樣，都是在問，究竟自己的子女未來有沒有出路。其實撫心自問，無論子女是想做生意或只是做文化、演藝、藝術，我們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應不應該在此（香港）發展。我想大家都會認為這（香港）不是一個好地方，都會感到一點絕望。所以我說，這不是抽象的，而是有關實際的管治問題。」
未來的人生路與民主路
經歷了佔中和雨傘運動，陳健民生命出現了很大的扭轉，面對可能受審、教席不保，日後能否在大學延續學術生命，還是充滿未知之數。師承耶魯大學中國研究先驅 Deborah Davis 及民主理論大師 Juan Linz，十多年來專注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發展，陳健民說：「連做社會服務也大多都是在中國，如基金會顧問及訓練等，用很多很多時間，都是在中國裏，差不多整個人奉獻給中國」。佔領過後，不能再踏入中國土地，甚至連國內學者要與他合作，也會有很大的壓力，難以再做之前的實証研究，陳健民對之後的人生路，又有何打算？
「在佔領後，辦公室少了（辭任中大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我清減了很多書，只剩下民主、公民社會、以及有關大陸專制文化根源的書籍，希望將來可以研究。我關心的問題還是中國，只是方法不同而已。現在不做研究中心、行政主任、不能回中國等等，我覺得我可以多了時間陪家人，行山對身體好，又多了時間寫作，個人來說是開心的。」
這條爭取民主的道路，令喜歡做學者、喜歡安安靜靜、喜歡思考的陳健民，跳出了自己的 Comfort Zone，也令他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我們三子都是普通人，並不是什麼政治領袖，我們只覺得這是時候走出來，引發更多人出來，不是我們永遠站在前面；走到運動的前頭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出街就要面對支持及反對的人的不同反應，很坦白地說是不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