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護憲」史上的女強人 ——土井多賀子

「土井多賀子與世長辭！」不少報章在報道這項噩耗時，都冠以「日本首名女性眾議院議長土井」或者「日本『護憲』女議長土井」。但認真分析，土井多賀子在日本政壇最光輝的年代，並不是她身任日本史上首位「三權（另二權為司法與行政）之一的女性首長（1993–1996）」，而是她在1986年9月繼石橋政嗣之後成為日本最大反對黨社會黨第十任委員長，領導該黨挑戰並動搖「萬年執政黨」自民黨地位的期間。特別是在1989年的參議院大選中，她所領導的社會黨不但贏得了大躍進的勝利，還逼使自民黨的議席跌至全體議席的一半。

「土井旋風」與「大山動了」

針對這一「社會黨大勝、自民黨慘敗」的政治事件，日本大眾傳媒歸功於「土井旋風」。當時社會黨的競選標語「大山動了！」，也成為社會黨人向日本選民發出有意問鼎中原的有力訊號。

正是在社會黨議席大增、選民對自民黨貪污腐敗且無能的政權感到極其厭倦的背景下，法學出身的女黨首土井以其犀利而簡短的語言在國會施展其雄辯之才。「不行的就是不行」等決不退讓的發言和強硬姿態，不僅讓土井贏得了「鐵娘子」、「女強人」的綽號和民眾的掌聲，也給各方原本不太看好的社會黨加了不少分數。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不少不了解日本國情與政壇真相的外國人士和媒體也在熱議社會黨當政或者土井成為女首相的可能性。

對此，筆者當時就給予否定。理由很簡單，姑且撇開戰後日本政官商緊密擁抱的保守政治土壤與社會結構不談，單從社會黨的組織、人才與政治基礎等特徵來看，就可預言該黨難被委以重任。

社會黨是一個大拼盤

日本社會黨成立於1945年。自從1955年日本政壇重組為自民黨與社會黨兩大陣營以來，就一直權充為「革新派」勢力的象徵而與以自民黨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相抗衡，日人稱之為「保（守）革（新）對峙」的「1955年體制」。

但認真分析，正如自民黨是一個多派閥的結合體一般，社會黨是一個大拼盤。在該黨的成員當中，既有自稱為「馬列主義者」（為數不多）和堅決反戰的和平人士，也有不少挖空心思，天天在做「當官夢」的投機政客。加之該黨一向過於依靠工會而不從事基層的組織工作，它既欠缺公明黨有組織的宗教票，也沒有共產黨有組織的基本成員支撐。若與有財界勢力作為後盾，加上保守農村票為根基的自民黨相比較，社會黨的劣勢更為明顯。

那麼，這樣一個組織鬆散、成員複雜、又沒有群眾基礎的社會黨，為什麼能長期保住第一大反對黨的地位呢？筆者曾將之歸結為以下三個因素：其一是拜賜於戰後冷戰時期「國論二分」的形勢以及歸功於早期社會黨人的獻身奮鬥精神與活動；其二是飽受戰爭洗禮的日本人普遍存在着厭戰與恐戰的情緒，他們本能地期待高舉護憲旗號的社會黨能成為制止自民黨重走戰前老路的力量；其三是選民對於金錢醜聞不斷湧現的自民黨深感不安，期待一個強大的反對黨能扮演監督執政黨的角色。

修憲派眼中的「最大障礙物」

換句話說，儘管各方並不看好社會黨，社會黨也從未做好接管政權的準備工作，該黨在歷屆的大選中經常都能保持國會三分之一的議席。

對於這個雖無大作為，但卻成為牽制自民黨修憲力量的社會黨，自民黨的鷹派人士是恨之入骨的。數十年來以修憲為重要奮鬥目標的日本老牌右翼政客中曾根康弘，就不止一次地點名社會黨為「修憲的最大障礙物」。

不過，平心而論，儘管中曾根康弘很早就察覺到社會黨妨礙自民黨人的「修憲大業」，但真正動手出力把社會黨擠出戰後政治中心舞台的，卻是90年代上半期手持「政界重組」指揮棒的小澤一郎。

「政界重組」旨在消滅社會黨

所謂「政界重組」，既與日本政客間的權力鬥爭直接掛鈎，也與保守陣營圖謀將「保（守）革（新）對峙」的政壇局面改變為「兩大保守黨」壟斷政壇的總體戰略密不可分。說白了，就是要通過政壇的重新組合，消滅被保守陣營視為眼中釘的社會黨。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剛從自民黨權力中樞跑出來另組新生黨並充當以細川護熙為首的「非自民黨聯合政權」幕後將軍的小澤一郎妙計有三：

其一是拉攏一部分原本就與保守陣營相互呼應，支援「政壇重組」的社會黨人。這部分社會黨人的政治主張是提倡「創憲」（即創造新憲法）。他們是變相支援小澤「普通國家論」修改憲法的修憲派。

其二是調虎離山，敦請土井多賀子出任眾議院議長，讓土井成為日本史上首名「三權之一的女首長」。

其三是迫使欠缺定見、凡事「團團轉」的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逐步放棄社會黨建黨方針，接受小澤開列的條件。

要收買社會黨的倡議「創憲」的修憲派人士甚為簡單。只要許以若干「大臣」的職位或給予類似的期待就行。因為在這部分人士當中，有不少就是不想當「萬年在野黨」的「獵官者」。（正如不少自民黨人患有「大臣病」一般。）

調虎離山許以「三權之一女首長」

但要調虎離山，讓土井當首位女議長，卻得略費周章。原因不在於土井本人，而在於支撐土井的市民團體（特別是以維護女性權益和高舉護憲旗號的市民組織）的反對。幾經內部的協商，土井接受了小澤的邀請。畢竟，在一個男尊女卑的日本社會裏，一名日本女政治家要攀上「三權之一」首長的地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況身任議長的土井，也許還可為女性和護憲做出一定的貢獻。（事實說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土井多賀子任眾議院議長，望為護憲和女性權益出力，可惜事與願違。</br>（網上圖片）

對於土井的這一決定，不少市民團體的人士是感到失望的。不過，他（她）們也知道，土井在派系林立的社會黨內，從來就與左派無緣，也不是什麼激進派。 1989年1月當日皇裕仁病危，日本各保守黨人士紛紛前往皇宮「記帳」（簽名），祈告日皇恢復安康時，時任社會黨委員長的土井也參與其列，就曾令其護憲反戰的支援者感到失望與不滿。從這角度來看，小澤調虎離山與分裂社會黨的謀略，不能不說是一大高招。

在大量吸收社會黨的「轉向者」及調虎離山計成功之後，小澤的另一奇招是成功導入對大政黨有利（也是社會黨長期以來堅決反對）的「小選舉區制度」，然後猛向村山富市施壓。他既要村山領導的社會黨在國會投票支援羽田孜當首相，又要村山簽署一份向新生黨等妥協的協定書。在這一切皆得逞之後，當年得意忘形的小澤還耍了村山一招：即糾集「非自民黨聯合政府」所有黨派（但不包括社會黨）的領袖成立「改新」大會派。

驅使村山投奔自民黨陣營

對於小澤如此盛氣淩人、羞辱社會黨的做法，粗眉黨魁村山一氣之下率領其黨羽投奔自民黨陣營，日本政局遂進入一個戲劇性的變化：自民黨與長期以來的最大政敵社會黨成立聯合政府，自民黨人讓出首相寶座給村山富市，自民黨借屍還魂，重掌政權。

對於「保」「革」兩大政黨如此這般的交易，小澤譏之為日本政壇最大的「野合」，《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則發出如下的評語：

「在吮吸了奄奄一息社會黨的活血之後，自民黨已經恢復了生命力。」

尤有進者，村山在當了首相之後，為了執行聯合政府的共同施政方針，還得將社會黨建黨的基本方針和原則拋棄得一乾二淨，轉而承認自衛隊和支援《美日安保條約》。這一切，無異於社會黨自我宣判死刑。理由很簡單，社會黨已趕走其舊有的支援者或同情者，但卻無法吸引新的支援者。試想一個販賣與自民黨並無多大差異貨色的「革新政黨」，怎能在政壇與自民黨人叫板？至此，社會黨走下坡之命運已定，它也替小澤夢寐以求的「兩大保守黨輪流坐莊體制」平鋪了道路。

當然，應該指出的是，村山之投奔自民黨陣營，與小澤原定的政治劇本也許會有所出入（小澤當時可能只是想要羞辱社會黨人一番而沒想到村山會忿而出走）。但從結果論來看，卻完成了小澤圖謀打垮和瓦解社會黨的夙願。因為，社會黨就是在土井當日本首位女議長與村山出任首相期間走向滅亡的。

村山扮演「治喪委員會會長」

對於社會黨的走向滅亡，視社會黨為修憲最大障礙物的日本修憲派無不歡呼讚好，時任自民黨領導層政要之一的龜井靜香就稱村山為「繼吉田茂以來的日本名首相。」

可憐的是，當這名被日本右翼政客美言為「名首相」的村山在1996年1月下野，把政權交還給自民黨的橋本龍太郎回返社會黨老巢時，此刻社會黨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已今非昔比，早已喪失了往日的號召力。村山當時的唯一任務，其實就宛如扮演「社會黨治喪委員會委員長」的角色，埋葬社會黨，將黨名易為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

當然，把以「護憲」為黨是的社會黨之走向消亡的責任全部讓村山承擔，並不十分公平。因為，眼看着村山領導的社會黨駛入政治死角的時刻，作為當時社會黨精神領袖的土井多賀子還在過其「首位女性三權之一首長」之癮而沒有及時引退並直接插手實際的黨務，也不能說是全無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