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至23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被提請審議。如何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以推進反腐敗法治化為突破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本次全會的焦點。
反腐敗措施在國內漸取成效
在整頓吏治、樹立民望的同時，中共十八大後的反腐敗鬥爭，面臨如何從根本上構築有效的反腐「防火牆」的問題。自2013年初以來，「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被視為「反腐新思維」。近兩年後，以「反腐敗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可謂水到渠成。
儘管反腐敗法治化的具體部署尚有待時日，但在已有制度框架的基礎上，一些反腐新舉措已露端倪並發揮積極功效，僅以最值得關注的辯訴交易制度為例，即可管中窺豹。
新修訂刑訴法反映引入辯訴交易跡象
10月13日，最高檢察院《檢察日報》舊事重提十年前的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挪用公款案。該報披露，美國司法機關以洗錢犯罪、違反移民法犯罪等理由對余振東實行緝捕並開展刑事追訴，最終余振東同美國刑事檢控機關達成辯訴交易，承認所有被指控的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在此背景下，余振東自願接受遣返。
辯訴交易是英美法的產物，起源於美國，它指的是檢察官在提起公訴的過程中，基於起訴的自由裁量權，通過與被告人及其律師協商，可以以減少指控、降低指控、建議法院從輕處罰等來換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辯。如果被告人作了有罪答辯，法官就可以避開審判程式來判決。如今，美國大約有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辯訴交易結案，而且這一制度已擴展到意大利、德國、俄羅斯等大陸法系國家。在中國，新修訂後的刑訴法確立簡易程式。去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創設速裁程式，顯示引入辯訴交易跡象。
當下中國，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是刑罰的嚴厲性，而對刑法打擊犯罪的及時性和必然性則稍嫌不足。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引入辯訴交易，兼顧公正與效率，既能及時有效地打擊貪污賄賂犯罪，又有助於使反腐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盡可能減少各種有違法治精神的「便宜行事」。當然，引進這一制度，需要在頂層設計上預先考慮可能遇到的障礙和異化。有必要構建控辯審三方的合理關係，加大司法公開力度，避免黑箱操作，使其淪為有權勢者的遊戲。
反腐敗法治化僅僅是依法治國的任務之一，而不是全部。從無法無天的「文革」，到當下法治話語成為主流價值，中國社會30多年觀念變遷，可謂篳路藍縷，值得回味。
實行全面推進法治，致力建構「法治中國」
作為與人治相對立的概念，法治的提出，是在1979年。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人們痛定思痛，法學界提出要在中國實行以法治國的方針。此後，伴隨着上世紀80年代的風雲激蕩，「依法治國」的話語漸成共識，在1997年9月，被中共十五大首次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並明確了其內涵：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1999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04年3月，全國人大再度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十年後的今天，「全面推進」意味着中國決策層將把「依法治國」提到新高度。
可以預見，法治將成為未來中國國家治理的基調。它不僅與家長制國家治理模式格格不入，而且通過確定性的規則來調整個人、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特別是通過規制公權力將其納入法律的「籠子」，使得社會關係各得其所，從而實現人權保護的價值歸宿。
法、憲並重為執政關鍵
十八大以來，法治意識得到進一步強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宣示：要「建立健全全社會忠於、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制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不久前，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大會上表示，「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決不允許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都顯示了決策層對法治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
全面推進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起點。應當承認，法治在中國尚是「進行時」，懷疑、違反甚至否定法治的意識、言論，隨時可能沉渣泛起；依法治國從宣言到踐行，仍將是個過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任重而道遠。不過，歷史已經跨入關鍵時點，全力構建「法治中國」，蘊含着決策層堅強決心，也將成為13億公民的切實行動。
原文為2014年10月20日財新傳媒《新世紀》周刊第40期社評，本社獲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