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如果不包括美學範疇、倫理學範疇的知識，「止於至善」這話就沒法講了。學問或知識是多維度的，是多種屬性的，多種屬性的學問或知識在大學都要有位置，都要受到尊重。講到底，這就涉及大學教育的目的了。現代大學教育的功能應該在於建構一個自由、文明的現代社會。大學教育是為了培育「全人」，這不是指「完人」，而是指完整的、全面的人。上面提到的布什教授說，人這個高等動物本質上是有貪欲的，因此就需要「文明化」。
中國哲人孔子、孟子，尤其是荀子講得最清楚，都認為人的很多慾望是要用「禮」來規範的，要把它文明化。人文學是文明化中的一個關鍵，教育說到底是要使人文明，因為人文學包含的是人的全面經驗的結晶。通過人文思考、人文的想像力以及人文教育，人的心靈性格都會轉化。人文學所關心的是美、善的問題，是人存在的問題。科學所追求的是真，它的研究方法是最嚴謹的，但它一定會涉及一個「約簡」的問題，就是把複雜的事物約簡到可以用數字來操控的東西。
伽利略講，自然是一本書，要讀懂這本書，就要知道大自然這本書是怎麼寫的。他說，大自然這本書是方塊、長方形、圓形寫成的，它們都是可以用數學語言來表達的。你要了解自然，一定要把它約簡，但是人文現像很難或不能加以約簡。東南大學校園裡有一棵千年古柏――六朝松，我看了很久，很着迷。如果只從科學角度來看這棵古柏，科學家只會想到植物學上的問題，多大樹齡？木質如何？在什麼樣條件下可以維持古柏的生命？我則是欣賞它的滄桑之美、古拙之美。而你們老校友見了它，好像見到了久別的母親，古柏像是久盼遊子歸來的慈母。這種感覺，這種思維，不是科學的，是人文的。
我認識的幾位科學家，如著名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世界頂尖的數學家丘成桐教授，都有極佳的人文修養。托爾斯泰講過一句很重的話，他說「科學是沒有意義的」。當然，他不是說科學本身沒有意義，他是說科學對「我們將做什麼？我們應如何活？」這樣重要的問題，就答不上來了。對於科學本性的了解與體認，很少有人比20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更深刻。他在一篇《科學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指出，科學與理性不能夠為「意義」的問題提供答案。韋伯完全肯定科學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在意義的問題上，科學與理性只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手段」，而「目的」則是由我們的價值來決定的。
我為什麼這樣做？因為我有一種價值取向。關於意義的問題，只有憑自己的良知與信仰來決定，所以價值是最後決定的聲音。韋伯是要為良知與信仰尋求自主性。在他，個人的良知是超越的，當良知宣稱「我站在這裡，我不能不這樣」時，理性是必須臣服的。人有時候「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什麼？因為這是你的價值觀，是你的良知的指令。應指出的是，目的與價值都是決定過程中的「非認知性」範疇，而這些是需在科學之外的學問中求索的，這也正是人文學的知識領域。
講到這裡，我特別要講一講開啟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北大倡導美育，這是大家知道的。實際上，他心目中的大學教育是「文理融通」，即打通科學與人文的界限。他要大學為共和國的青年培育「完全之人格」，主張美育與智育並重，以此為新教育之要綱。他說：「有了美術的興趣，不但覺得人生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就是治科學的時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潑的精神。」又說：「常常看見專治科學，不兼涉美術的人難免有蕭索無聊的狀態。」我想各位看過羅丹的雕刻，羅丹使我們在藝術中再次體會到生命最深刻的意義。譬如著名的《思想者》、《巴爾扎克像》，或一系列表達愛、欲的雕像，都會使人產生心靈的震顫，都會對生命油然而生一種參悟。
總之，對人本身，對人間社會的理解與掌握，對美、善的品味與體認，對信仰、價值的承諾與執着，這些都不是科學、理性的知識所能擔當，更不能壟斷的。這些恰恰是人文知識、人文教育能夠提供的。誠然，現代文明愈來愈加重了「科學的屬性」，但人類的文明永遠不是科學所能包辦的，人類的文明永遠需要人文的滋養與豐潤。
我們試想想：西方文明，如果沒有了《聖經》、荷馬，沒有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沒有了達芬奇、米開朗其羅，沒有了莎士比亞、歌德，沒有了貝多芬、莫扎特，沒有了梵高、羅丹……這許多許多的人文的精華與人物，會是怎樣的西方文明呢？
我們試想想：中國文明，如果沒有了《易經》、《詩經》，沒有了孔子、孟子，沒有了朱熹、陸九淵，沒有了《史記》、《漢書》，沒有了李白、杜甫，沒有了韓愈、蘇軾，沒有了王羲之、顏真卿，沒有了《正氣歌》、《滿江紅》，沒有了《紅樓夢》、《三國演義》……這許多許多的人文的精華與人物，會是怎樣的中國文明呢？
我們再想想：人類文明的科技組成將愈來愈大，而由於科技無可避免地發展與膨脹，人間社會的運作、人之行為的規範，乃至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屬性都將受到深刻的影響。也正因為這樣，人文在現代文明的結構中的地位必更重要，人文的獨立性必更需加以護持。所以，我深信「人文教育在現代大學中的位序」是不言而喻的。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