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所講的題目中的「現代大學」，是指西方18世紀啟蒙運動之後，在19世紀世界上出現的那種新的大學。
現代大學起源於西方中世紀的大學。往往很多人認為西方中古是一個黑暗時期，過去的許多歷史學者都這樣講。不過現在很多人不再認為西方中古是那麼黑暗的了，至少中古時代有一盞一盞的明燈，那就是大學。西方中世紀的大學，規模很小，知識的結構也很簡單，學問就是講「信仰」，基於基督教文明，經過文藝復興時代，人文的地位提高了。到了17世紀科學革命之後，大學的知識性格又轉變了，由「信仰」轉變為「理性」。這是一個極大的轉變。
到了19世紀，科學作為一種知識已經獲得全面勝利，這對大學的知識結構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科學進入了大學，與人文平起平坐了。這裏我想起一個故事。 19世紀末達爾文發表了物種進化理論，當時科學界的一位名士叫赫胥黎，把達爾文的理論普及化，影響極大。有一次赫胥黎在牛津大學演講，許多打扮入時的漂亮女士都慕名而來，但當聽到人是由猴子變來的時候，就有幾位女士驚疑得昏倒了。
現代大學知識結構之轉變，除了自然科學在大學教育裏取得了重要地位之外，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1850～1945年）這段時間中，社會科學這個新知識領域也成功地出現了。社會學之父孔德講過，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從神權到君權到民權。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的，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間社會的，這也是現代大學的知識結構的一個新拓展。
現代大學中，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是三個最主要的知識領域，然後就是專業學院的發展，這是今日研究型的綜合大學的知識框架。劍橋大學有個很出名的小說家，也是很出名的科學家，叫斯諾，他寫書說劍橋出了問題，出現了兩個文化，互不通氣。就像一個分裂的人，這邊是人文，那邊是科學，中間是一道牆。斯諾批評人文學者根本不了解科學，卻要反對科學。他提出的兩個文化的問題，在當時劍橋產生了很大衝擊。這個問題到大西洋那邊的美國也一樣引起爭辯。
實際上這是現代大學共同的問題。在現代大學裏，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緊張性是普遍存在的。其實，今天的現代大學中，除了科學、人文，還有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知識性格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本身對科學與人文也有畸輕畸重。我是從事社會科學的，夾在當中，情況不頂好受。我比較傾向於人文。不過話說回來，有點緊張性不一定是壞事，這種緊張性往往會產生有創造性的思維。
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講「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來到中國。德先生的命運不是那麼順利，更不是飛黃騰達，但是賽先生一到了中國就不得了了，變成萬能博士，到處橫衝直撞，每個人都崇拜它。賽先生成了新的神，當然也影響到大學的整個知識的結構。
現在很多人把「Humanities」譯成「人文科學」。的確，加上「科學」兩個字似乎給「人文」增加了光輝，但我認為這個譯法是有問題的，應該譯成「人文學科」。誠然，現在人文學科逐漸地受到科學的侵蝕，連人文學者的思考方式也不知不覺地科學化了。不僅人文與科學之間的緊張性愈來愈大了，其實所有的學問都受到了科學的影響。就像胡適早已看到的，「賽先生」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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