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2000年代初，中國企業家開始嘗試例如電子商務等新的商業理念，此時恰逢PC互聯網開始流行，中國消費者便開始注意到這一新生事物。
互聯網發展下商業新趨勢
在PC互聯網快速發展的近十年，移動互聯網逐漸成為了新的趨勢，企業家們開始嘗試基於它衍生的新商業模式，來解決中國社會的「痛點」。在隨後的十年中，創新和中國企業家的數量呈指數級增長。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百度、美團和字節跳動動等互聯網公司變得家喻戶曉。 而除了互聯網企業之外，華為、小米和大疆科技等其他中國科技公司亦成為重要的力量。
互聯網行業的企業家所建立的公司通常擁有快速適應市場需求、以及敏捷執行的能力等特點，同時這些公司通常敢於不斷嘗試新的商業模式，並根據市場的回饋，改進和完善他們的模式。 也正因為如此，電子商務、社交商務、金融科技、O2O（線上到線下）零售和移動出行等行業亦快速發展並持續增長。
這一時期中國的創新飛速發展，這主要受益於政策、科技和需求模式變化三方面因素的推動。
科技創新成國策
中國政府為國家的發展繪製了藍圖和制定了戰略目標，並隨着時間的推移對其進行調整，使其與不斷變化的宏觀環境保持同步。過去十年來，創新和創業一直是中國政策的核心主題。在今天，科技創新已是中國政策的重點。
毫無疑問，科技在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創新漸漸進入下半場之後，人工智能（AI）、雲計算、大數據分析和區塊鏈技術等其他顛覆性技術逐漸成熟和可被應用，因此中國進入了一個科技創新的新時代。
另一方面，隨着數字技術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費者的個體與集體需求模式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亦加速了這種需求模式的轉變。
創新的三個驅動因素（政策、科技和需求模式變化）相互作用，激發了更多創新的靈感。今天，基於「硬技術」的創新已經成為了新的浪潮與趨勢，這是代表了特有的技術專長和科技突破、處事的精確度、準確性和耐心等多种特點。資本和企業家也逐漸將目光聚焦到新能源、半導體、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以及安全等領域。新一代企業家已經湧現，代表人物包括寧德時代的創始人曾毓群、小鵬汽車創始人何小鵬，以及商湯科技創始人湯曉鷗等。
事實上，所有這些創新發展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中國模式」。中央政府制定了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而企業追求的目標通常與政府的政策和計劃高度一致。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與個體企業之間的橋樑，為企業（特別是初創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補貼和孵化支持。這種三層發展模式，攜手為人民和企業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共同助力中國科技創新，使其更上一層樓。
另一方面，其他潛在驅動因素的推動，如學習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混合體）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申請專利的數量持續增加，以及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的上漲，亦都證明了中國創新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過去幾十年，西方對於中國創新的看法從將中國視為「山寨國家」，到對中國創新「一無所知」，逐漸轉變為知道中國在創新，但「不相信中國能夠創新」。 直至今天，西方內部的觀點仍然各不相同，一部分人承認中國的創新能力但認為這種創新非常脆弱，和中國已經發展到它的「頂峰」；而另一部分人則不斷指出「中國在科技發展上正在或已經超過了美國」。
然而，地緣政治的發展在持續製造諸多不確定性。當前，中國企業家都非常關心所謂的「脫鈎」風險。西方一些人同時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或「敵人」，並認為「必須打敗中國」。
不斷創新突破西方科技制裁
儘管如此，中國的國家制度和企業家們創業的熱情，將持續推動着中國創新的發展。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過去40幾年的增長與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但與此同時，如果沒有中國企業家和政府層面上強大的自我驅動力，中國的創新亦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西方確實為中國創新提供了最初（和之後某程度）的靈感，但隨後中國企業家也找到了推動創新的方法，並將創新不斷應用於與自身的經營實踐之中。同時，西方對中國科技公司的一系列制裁亦促進了中國企業家和政府以實現自身技術突破為目標。
例如，在半導體行業，中國高端芯片過去一直長期依賴進口，而沒有進行自主設計和製造。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由西方主導的的全球化進程促使的世界各地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自然分工。如今，中國正逐步邁向半導體領域的自給自足。儘管與全球領先的半導體廠商相比仍有差距，但中國公司目前已開始在芯片設計、軟件設計、光刻機和生產能力方面取得不少進展，並已在測試和包裝方面處於較前的地位。
對於全球企業而言，識別出政治口號，真正了解中國的創新並制定適合自身發展的戰略是至關重要的，尤其對於那些以中國為核心的跨國企業。對於許多西方企業來說，中國不僅是一個龐大的市場，中國創新亦可以是其知識和靈感的重要來源（或之一）。 這一現象亦將隨着中國不斷成為更多領域內科技和商業實踐新標準的制定者，而變得更加普遍。
原刊於中國環球電視網，本社獲作者翻譯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