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知名導演及編劇羅啟銳先生2022年離開了我們，他的存在和電影作品，為我們留下一抹難以忘懷的色彩。羅啟銳先生於1996年為文記錄了他和香港早期的生活面貌，那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年代。本社獲紀念特刊編輯授權轉載全文如下，以饗讀者。）
──我一生的所有，原都是偷回來的。
我的處男偷，是一隻小小的巴西龜，翠綠晶瑩，純美可愛，一點兒不像贓物。當我六歲的小手拈着龜背，輕輕把牠從熱帶魚販的碎花面盆內拿起時，小龜柔順地縮回殼中，一臉的茫然，此生不知將誤入青樓，還是落草為寇。
我把小龜養在一個漆印着「四季平安」的大飯碗內，每天放學，順手偷一撮紅蟲回家餵牠。
小龜日漸長大，為了讓牠有一個舒適的環境，我在一個晴朗的清晨，再次出發，往深水埗另一家水族店去，偷了一個圓圓胖胖的、正正經經的玻璃金魚缸，好讓牠安居樂業。
對於當時只有三呎高的我來說，偷一個比我的腦袋還要大的金魚缸，着實有點困難。我趁店主不在意，匆匆把魚缸環抱出水族店的時候，玻璃的反光在店內橫掠而過，所有的熱帶魚都斑斕亮麗地閃了一閃。我興奮地跑回家，邊跑邊把玻璃紅套在頭上，像一個太空人般唱着歌。那一年，人類還末登陸月球，但我清楚記得我在缸內含糊地哼着的，是The Fabulous Echoes的Dancing On The Moon：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In a mashed potato suit…
今天我才知道它的歌詞，雖然從來我都不知道它的意義。
整個小學階段，我偷的都是些膠水壺呀、變色杯呀、夜明珠呀之類的細眉細眼東西，直至初中之後，我無意中開始了閱讀的習慣，才正式踏進了一個業餘小偷海闊天空的世界。
灣仔「南天」是我下手最多的書店，除了因為我痛恨它在朝街的廣告牌上，大吹大擂自己是全香港最大的書城外，更因為它有一個比偷書更壞的習慣，就是把偷書學生的照片和悔過書，張貼在大門外，日曬雨淋，像當時火紅的文革大字報一樣，「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我的整套《魯迅三十年集》，都是渡海到「南天」去，瞞天過海地偷回來的，而且我相信周樹人先生並不會介意，反正五四之後，大概就從來沒有人給過他什麼版稅。
另外一家我常光顧的書店，當然便是Swindon了，這書店兌換率之高、利潤之深、服務員之勢利，叫所有在這裏下手的窮學生，都有一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快樂，況且，這大概也是一個小偷對抗強盜的最佳方法。
Swindon是所有愛書小偷的共同目標，從關淮遠到莫昭如到龍景昌都是。假如Nicholas Cage生長在香港的話，我相信他更會把Swindon偷至片甲不留。
跟着，誤打誤撞地，我進了港大，偷得也更加厲害，更加勇冠三軍。
是的，馬蒙教授，中文系門外那個篆刻桃木招牌，是我偷的；Dr. Vicky Ooi，英文系會議室內那幅《聖佐治屠龍》油畫，是我偷的；黃麗松校長，陸佑堂鐘樓頂的那面港大校旗，也是我偷的。
然後，像世上所有有志氣的小偷一樣，我開始脫離我的象牙塔階段，把目光拓展到不同的社會階層。
我偷走了金門大廈Old Vic餐廳迎賓處的一個黃銅造的「霓虹舞衣」商標，也偷走了北角電氣道一家叫「興利大押」門外的生鐵招牌，我沒有想過，一家街坊當舖的招牌，原來比一家高貴餐廳的商標更重。
事實上，當這個蝙蝠形的大紅當舖招牌一脫掛鈎，它便「轟隆」的一聲，震天價響地墜落地面，把靜夜中的我嚇了一大跳。招牌砍掉了彎路的一角，彷彿在地球的表面上，留下了一個滑稽的疤痕。
無聊的時候，我也偷過蒲飛路上一個3號/23號/103號的共用巴士站，放在我宿舍的床頭，雖然我知道，這並不表示我從此每天醒來，便可以爬下床，馬上跳上巴士，到堅道補習，或者到銅鑼灣看電影，或者索性渡海回老家去探望老媽子，但那個晚上，我是的而且確、安安樂樂地一覺睡至天明。
大學末期，隨着學運的洪流，我進入了「認中關社」的大時代，也因而偷走了無數港英政府的天朝物事，包括一個皇家警察套在「暫停使用」的停車咪錶上的布袋，用來作書包。我必須承認，這布袋是真的比港大學生會出品的「明德格物」書包堅固，而且，「暫停使用」這四個字，也此「明德格物」更切合我當時的心境。
唸畢業班的那一年，我還偷過半山般含道上一家消防局門前的英國旗，當我和我的同黨在光天化日下，若無其事地解脫那旗杆的繩索時，消防局內一個像是文員的驢頭放下報紙，詫異地看着我們，然後，皺着眉、盡忠職守地開始走出來。
烈日下，我正在盤算應否繼續之際，一個樣貌敦厚的宿舍堂友剛剛經過，穿着他酷愛的白色獵裝白色短褲，非常理所當然地跟我們打招呼，指手劃腳，談天說地，彷彿毫不介意我們正在做什麼。
然後，我看見那個文員模樣的驢頭放心地走回玻璃門後的座位，繼續看報紙去，他大概以為我這個樣貌敦厚的堂友何俊仁──這個白衫白褲的未來自由民主鬥士──是一個正在督促工人收旗的消防幫。
（啊，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而從此，我便踏進我的爐火純青時代了。我予取予攜地偷，肆無忌憚地偷，上窮碧落下黄泉地偷，甚至於我後來到了美國唸書，也一直從加州偷到紐約，橫貫東西地偷，所向披靡地偷，漫無目的地偷，直至一個初秋的晚上──
我又在第五大道的Barnes & Noble偷走了幾本《東歐國家笑話》，從54街徒步走回唐人街的時候，忽然間，我不想再偷下去了。
不是因為我對笑話已失去興趣，也不是因為我已偷無可偷，而是，毫無理由地，因為那個剛在East River外升起的月亮。
我每往城南走一條街，便會看見月亮在河東的彼岸天際，浮現一次，在摩天大廈的夾縫中，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默默地偷看着這個剛又得手的中國人，於曼赫頓的茫茫夜色中，獨自走回唐人街。
在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的寂寞和徒勞無功。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我匆匆乘地鐵返家，而且罕有地付了車資，當我疲倦地攤在床上的時候，我告訴自己，該是我的小偷生涯終結的時候了。
那是82年的秋天。
事實上，就在第二個星期，像所有的東歐笑話一樣，中英談判才剛開始，港元兌美元便忽然由6元5急跌至9元6，我儲蓄了三年的學費，一夜之間，給人整整偷去了一半。
然後，戴卓爾夫人摔了一跤，群眾湧購白米，大批港人撤離，事情急轉直下。猛一回頭，我騫然驚覺，於無聲無息中，有人偷走了一個城市，有人偷走了一個夢想，有人甚至偷走了一個國家。
今天，雖然我仍會偶然偷看一下邵聖瑜出席舞會的照片，或者偷笑一些柔順地龜縮一角的議員，又或者偷望一眼幻變的月光，但是我知道，無論我再怎樣偷下去，如何偷下去，誤入青樓也好，落草為寇也好，我仍然只會是一個細眉細眼的小偷，於茫茫夜深之中，對着一室偷來的細眉細眼物事，天地之所棄，竊之以為喜。
1996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