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美關係，大概比美國開國200多年還長。乾隆年間，西班牙人開闢了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廣東商人就紛紛到太平洋彼岸做生意去也。當然是無領使保護的，那有如今日那麼安全。據美國人紀錄，華盛頓開國﹙1789年﹚前五年，在大清是乾隆49年﹙1784年﹚，美國的「中國皇后」號船首航到廣州貿易，船上一位前陸軍少校 Samuel Shaw 就以「無薪」領事身份，大概入駐當年的廣州十三行所在地進行貿易，廣東人從此到美國經商，相安無事60年。大清政府只准外國人和廣州市舶司往來，如何申報美國關係到北京，無從得知，美國華盛頓建國，也不見得乾隆有派人去觀禮。這時是和珅用事，吏治大壞，誰是兩廣總督，無關痛癢！
華盛頓開國，美國人口才400萬，乾隆末年，大清人口2億7,000萬，若以世界經濟比例，大清是32%，美國不足1%。當時霸主是英國，連英國大使也只在乾隆晚年才能入京，美國當然無份，美國和大清打交道，要在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之後，英人得了香港，可以五口通商，美國人要分一杯羹。美國派了 Caleb Cushing 來到澳門和兩廣總督滿州人耆英在望廈村，簽了望廈條約，開放五口通商，時為道光24年﹙1844年﹚，上海、廣州、廈門、福州、寧波，都有治外法權，是第一款不平等條約。波士頓商人 Wolcott ，當了上海領事，1854年美國正式派了 Robert Murphy，1861-1876年間，林肯更派了 George Seward 到上海當領事，美國人開始在上海活躍。
如此又過了40年，1900年已是光緒年間，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美國亦派了兵，當然也簽了辛丑條約，得了庚子賠款3,200萬兩，這時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是世界的16%，大清已由32%降至12%，但美國軟實力不足，還被歐洲視為二流國家。所以當時國務卿 John Hay 力言：「全世界的暴風雨中心地點，目前已轉移到中國去了。」只要了解中國，便可預識今後500年世界政局的變化。如今100多年過去了，JOHN HAY 確有前見之明，但連美國人也不太理會他，何況歐洲！在1900至1920年間，美國人漸已富有，實在不需要那筆庚子賠款，乃有退款之舉，用來培養中國到美留學的學生，和建立清華大學，培養了一代「留美親美」的人士，和同期留學日本的「留日反日」的人士相映成趣，不過那是知識分子，大清和民國的勞工是不受歡迎的。
美國在1882年就有 Chinese Exclusion Act，反對華工移民。大清在同治七年﹙1868年﹚，出了怪招，聘用美國缷任駐清代表蒲安臣，帶團訪美，代表大清政府簽了「蒲安臣條約」，但並未阻得了1882年的「中國除外法案」華工被阻數十年，於二十世紀才被廢止，金山阿伯也不易當啊！
助中抗日 中美友誼最好之時
辛亥革命，大清倒斃，這時中國衰敗到經濟規模只有全球的8%，美國已是20%，中國人口4億4,000萬，美國9,200萬。一戰二戰，美國升到世界第一，中國經軍閥統治，日軍侵華，在抗戰期間，1940年，中國經濟只達世界6%，美國已是世界第一的22%。隨着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志願軍，美名飛虎隊，助中抗日，打落日本軍機2,600架，日戰艦44艘，殲日軍66,700名，美國志願軍亦死了58,159名，今日昆明南京都有紀念館，那時敵愾同仇，中美民間友誼是最好的，人們都淡忘了！
正如林語堂在1940年代說：「任何國家之間對於所謂『國際友誼』的談論都是外交辭令，沒有什麼外交中的友誼是基於感情，而都是出於各種利益的爭奪或聯合」。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對「太平洋力量」的看法是：「首重門戶開放政策和《華盛頓公約》各項原則的持續性，所以美國對太平洋狀態是冷漠的和不會輕易使用武力，這和21世紀的「重返亞洋」策略，亦大異其趣。至於在二戰末期，羅斯福團隊對蔣介石政權的看法，亦是變化多端，令人費解，時至21世紀，仍未解密。羅斯福死於二戰期內，沒有時間留下回憶錄，蔣介石日記，亦未全部面世，美國在取捨蔣介石之間的一盤博弈，令人眼花撩亂，看不到真相。
上世紀前半段，日本是美國的強大對手，美國還未是世界老大，只能「小心翼翼地和『太平洋勢力』保持同樣的步伐，不偏不倚地來仲裁東方的和平」，這段話是林語堂在那時代的觀察。1945年12月至1947年初，這一年時間，世人似乎忘記了「馬歇爾和談」這回事，世人只記得二戰之後，馬歇爾當美國國務卿主持的「馬歇爾計劃」拯救歐洲經濟。但1945年12月20日，馬歇爾身為杜魯門總統特使，抵達上海，下榻太原路160號太原別墅，住了整整一年多，所以後人亦稱之為 Marshall’s Mansion。
那年馬歇爾已經67歲，精力真的那麼好嗎？他的主力當然是維護美國在華的利益，其次才是袒護蔣介石政權，總而言之，和談條件缺乏「可行性和操作性」，國共雙方都不能接受，談判進行一年，最終破裂。這位五星上將，黯然離開上海，但老人家回美國後，先當國務卿，因病下台，在韓戰時又再出山任國防部長。馬歇爾和麥克阿瑟這兩名所謂「知華派」，大幹了一場，麥克阿瑟下台，美國敗了，他的替手艾森豪威爾卻當了兩任總統﹙1953-1961﹚。馬歇爾在1959年10月病死於華盛頓，得年78歲，他的在華一年，不知留下什麼回憶錄，人生總不完美，1953年，拿了諾貝爾獎，但卻未止住國共內戰。
時至今日 中美平起平坐
1952至1972的20年間，中美進入不共戴天的年代，美國投入越戰，大概無暇理會中國；而美蘇冷戰，亦令美國自顧不暇，能保住台灣，管住蔣介石，也就夠了，中國亦陷於混亂之中。1970年，中國GDP只是世界4%，美國24%，尼克遜和基辛格及時出現在舞台，在戴高樂的影響下，尼克遜深明「不必等人家強大了才去交友」之道，派基辛格訪問北京，乃有1972年的「融冰之旅」。
1979年，卡特主持中美建交，台灣斷交，進入「台海關係法」年代，在巨龍醒過來之前，亞洲出現了「四小龍」，日本亦騰飛，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中國亦於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年代，美國國務卿 John Hay 的預言，開始實現了，但美國人正如錢穆所言：開始「得意」了，亦「為所欲為」了，又怎料到中國的動力如此強勁，美國人的「中國崩潰論」及日本人的中國分裂成「七國論」都變成是空言。
1979至2015中美建交36年，當然不是風和日麗，美國人也不得由俯視中國到平視中國，畢竟經濟規模到了2014年是大家平等了，以PPP計算，中國18%，美國18%，中國經濟成長將會進入新常態的7%，美國只能保住2-3%，中國的超越是在所難免了，畢竟中國人口13.7億，美國只是3.17億，人口紅利是最後決定因素。
中美交往36年間，最驚險一幕應是1996年李登輝提出「一中一台」的國與國特殊關係﹙靈感來自日本外交官﹚。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向台灣進發，大家心照不宣，但中國需要的是時間，當然不會大打出手。2001年布殊上任之初，遏制中國心態很明顯，但誰又料到911慘劇，美國注意力不得不轉往中東，還花了大量軍費，債台高築，中國則得到十年安穩期，成為世界工廠。雖然貨幣之戰中，中國不得不升值25%，但美國自己又走上升值之途。2014至2015年間，兌人民幣外貨幣上升了14%，到八月才走上浮動之路。
新型大國關係 追求共贏
美國的跨國企業無不受影響，此前，美國提出「重返亞太」，然後是「亞太再平衡」，為了要日本分擔軍費，鼓勵日本修改安保條約，日後會不會惹火自焚，只有歷史才知道。中國相應之道，是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中美「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美國精英們能否接受呢！畢竟中美合併，經濟亦只佔全球36%，還有64%在外面。中國的「一帶一路」正好包涵了太平洋彼岸外的大部份世界，中國再不是「望廈條約」，耆英和 Cushing 簽約的時代了，中國已放眼世界36年，中國文化以「誠信」為本，正是彌補西方文化大毛病的「衷心無誠，全出於偽」的良方。雖說一切都是「利益」，但「合則和，不合則散」，追來共贏之道是往後36年所應做的事，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要從這角度來運作！
（封面圖片：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