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幹部能上不能下，甚至為官不為、為官亂為也能霸住官位，是長期困擾內地幹部隊伍建設的難點問題。雖然這些年來作了很多探索，但因阻力很大，一直未能解決。有鑑及此，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新高層，在高壓反腐的同時，先後制定和完善幹部選拔任用、幹部教育培養、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幹部問責、幹部兼職、幹部檔案管理、「裸官」治理等方面的制度，不斷加強幹部的監督管理，取得一定成效。
在這個基礎上，中央中央辦公廳7月28日印發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下稱「新規定」），重點解決領導幹部「能下」問題。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這次出台的規定，是中共新高層第一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專門就領導幹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規定，不僅是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項重大突破，更是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在幹部隊伍建設方面的具體落實。
六種官員 必須下台
根據「新規定」，六種領導幹部必須得下，十類領導幹部難保「烏紗帽」，五類領導幹部須受「問責」。
必須得下的六種領導幹部：一是「超期服役」，到齡即免職或退休，不能老佔着位置；二是「任期屆滿」，遵守相關職務對任期年限、屆數、最高任職年限的要求，任期中無作為或幹得不好的，也要調整；三、「健康原因」，因健康原因一年以上無法正常履職的，須調整；四、「違紀亂法」，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按照程序予以免職；已查明的，依法依規處理；五、「失職問責」，2009年確立對領導幹部問責的七種情形，此次又增加五類問責；六、「不適宜」擔任現職的，德、能、勤、績、廉與所任職務要求不符，不適宜在現崗位繼續任職。
十類領導幹部難保「烏紗帽」：一、不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二、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不堅定，關鍵時刻經不住考驗；三、獨斷專行或軟弱渙散；四、不執行重要情況請示報告制度；五、違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六、為官不為、慵懶散拖；七、分管單位出現較大失誤；八、違背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倫理道德；九、裸官（指配偶移居外國、境外，或無配偶但子女移居國外、境外）；十、其他不適宜擔任現職的。
新的五類須受「問責」的領導幹部是：落實從嚴治黨責任不力，分管領域連續出現違紀違法問題的；不依法辦事的；抓作風建設不力、本地區「四風」比較突出的；任人唯親、營私舞弊的和默許配偶、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其職權牟取不正當利益的。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如此細化的「新規定」，旨在破解幹部能上不能下的痼疾，治理為官不為的流弊，使那些為官不正、為官不為、為官亂為者必須下台，讓那些想幹事、能幹事、幹成事者獲得提拔，從而激勵勇於擔當、敢於創新，營造德才兼備者治國理政的新風尚。
免職降職 可望再上
「新規定」是當局《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確定的重點任務，列入中央改革辦2015年重點督辦項目。「新規定」有着從嚴、聚焦、創新、務實四大特點。
從實踐看，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難點，主要是怎樣把那些沒有大過、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但在其位不謀其政、能力素質不適應的幹部調整下來。因此，「新規定」在強調嚴格執行幹部退休制度、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制度、加大領導幹部問責力度的同時，重點對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調整後的使用、復出問題作出規範，規定不適宜擔任現職調離崗位，改任非領導職務；免職的，一年內不得提拔；降職的，兩年內不得提拔。同時，體現對幹部的關心愛護，規定幹部被組織調整期滿後，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突出，工作需要且經考察符合任職條件的，可以提拔任職。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這種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的「新規定」，既符合優勝劣汰的現代管理幹部制度的要求，又對免職、降職官員留下重獲提拔的機會。只要他們能夠認識自己的不足，努力進取，銳意圖新，還是有機會上來，這就形成一種良性循環的官場生態。
用人立規 事關國運
「新規定」在社會引起很大反響。普遍認為，「新規定」釋出從嚴治黨必須從嚴治吏、選好人、用好官的積極訊號。特別是「新規定」聚集幹部能上能下的「老大難」問題，讓官場「能下」成為制度常態，這是中國幹部制度建設的重大突破，可以有效整肅官場長期以來用人歪風，改善政府形象。
各方面專家研判指出，社會最關注的是如何完善領導幹部「上」「下」機制，尤其對「什麼人下」、「怎麼下」、「下來怎麼辦」等問題能有詳細的可操作規定，使得領導幹部的「上」「下」有着可依據的硬性標準。「新規定」對這些問題都有明確的界定，可謂幹部制度改革的創新。
「新規定」對幹部「下」的範圍的界定，不局限於犯有嚴重錯誤非下不可的官員，重點是對德才皆差、為官不為者敢於不留情面地調整，實現能者上、庸者下的現代幹部管理的通行法則。這是事關中國未來能否持續發展的命運問題，也是十八大後中共新高層密集地為用人立規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