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開放有淪為股災「替罪羊」之虞。自6月股災發生以來，對其原因及教訓的討論和反思不絕於耳，見仁見智。有一些財經官員和市場人士認為，股災能由政府較為迅速地控制，幸賴資本賬戶尚未全面開放，由此，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等改革措施亦當緩行。這一因小失大、本末倒置的觀點，實不足取。
金融開放與股災 不存必然關係
股市發展與資本賬戶開放是不同層面的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股災都不應綁架金融改革，動搖金融開放；特別是按中央決定堅定地推進利率和匯率改革，實現資本項下可兌換，這樣重大的改革進程不應受到實質性影響。
須知金融開放並非釀成本輪股災的主要原因。對本次股災，歸因於基本面不支持前期牛市者有之，歸因於強力去槓桿致使泡沫驟然破裂者亦有之，歸根結底，本次股災的發生仍是由中國資本市場自身的不成熟所致。如識者所言，中國股市以中小散戶為主，極易形成追漲殺跌的「羊群效應」，從而造成股市暴漲暴跌，而場內外巨大桿槓又極大強化了這種效應。於監管者而言，無論是此前的過度加槓桿和猛烈去槓桿，還是救市時的慌亂與失態，都暴露出了市場監管制度的缺陷。
因此，當前對股災教訓的反思，更多應集中於如何完善市場體制和監管技術。將板子打在金融開放身上既無事實依據，亦不合基本邏輯。中國在資本市場開放方面，一直進展有限，外資進入中國股市的渠道和量級都還極其有限，根本不足以釀成股災。而在資本管制更加嚴格的2007年至2008年，A 股市場的股災仍舊發生。足見金融開放與股災二者之間，並不具備必然關聯。
中國亟須改革金融
正本清源，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標是為了助力實體經濟的發展。隨着中國加入 WTO 和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國經濟已深深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國亟須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增強自身國際競爭力，實現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有效配置。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在就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開展評估；由於加入 SDR 要求貨幣「在國際上被廣泛使用」，中國有必要加快資本賬戶開放進程。從這個大背景看，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項下可兌換如期推進，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即使就近期而言，這些改革也可極大地便利對外貿易，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並與中國崛起的大國地位相匹配；就長期而言，這些改革正是度過增長速度轉換期、實現長期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這關乎更大的全局。
不必諱言，金融開放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同時也蘊含着風險，如操之過急，國內經濟秩序可能受到一定衝擊，股市亦不例外。例如，倘進一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可能會增加資本在國內外市場流進流出的規模和速度，股市波動也會相應增加，這就對市場監管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國際經驗表明，金融開放並不會必然造成股市的大幅上漲或下跌。股市指數的波動自然也不應成為檢驗金融開放是否有必要的標準。如果顧及股市一時的起起落落而輕棄金融改革開放，那將因小失大，從長遠看既不利於經濟發展，也不利於資本市場的完善。
三方面做好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理應協調推進，但這要求後進的部門務必迎頭趕上，卻並不意味着先行推進的領域應駐足等待。中國1996年宣布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迄今已近20年，事實表明，等不是辦法。在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進程中，必須更加重視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加快監管水平和監管技術的提升，提高對風險的監測和抵禦能力。三件事必須做起來：
首先，應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加快推動利率市場化等與資本賬戶開放配套體系的改革，將資本賬戶開放與利率、匯率等改革統籌協調，穩步推進金融開放；其次，要強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一行三會」應建立統一的金融大數據平台，以及一體化、標準化的支付清算體系，從技術和硬件設施層面，清除障礙，並為金融開放夯實基礎；第三，要調整當前金融監管條線分割的格局，適應跨界金融的現實，推進金融的功能監管轉向。
金融開放順應全球化大勢，是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之舉，總體利大於弊。重視開放中蘊含的風險是必要的，但封閉和控制比開放和流動更危險。而部分利益中人挾股市以自重，煽民情以自肥，不惜危言聳聽，更須格外警惕。政府在履行維護金融穩定職責之時，必當明辨穩定治本之策。堅定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和資本賬戶開放仍是當務之急。
原文為2015年8月3日出版的《財新週刊》第30期社評，本社獲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