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古靈魂曰字樓

在此處──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專區──來回顧這一切的開端，對於我來說應當是最合適的。此地到般咸道官立小學（Bonham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只需要步行幾分鐘，那裡曾經座落着女仔館（Female Diocesan School），以及其後曰字樓孤子院 / 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 & Orphanage）的校舍。

距離香港特藏專區更近的是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該校為從前的飛利樓（Fairlea）舊址所在地，莊思端女士（Ms. M. E. Johnstone）曾將其用作女子教育協會（Female Education Society）傳教所和她的「小型寄宿學校」。女仔館的伊頓女士（Ms. M. A. W. Eaton）和岳士列女士（Ms. M. J. Oxlad）也會偶爾造訪該處。

拔萃男書院校史溯源

2005年的一個晚上，我從煒舜（本書合著者）那裏得聞關於拔萃男書院創校年份爭議的故事。如今回顧過去，這樣的爭論根本不足為奇──幾十年來被視為學校「歷史」的，泰半只是神話、傳說和軼事，世代相傳。

那時，我剛完成數學專業的學位論文（可能只有我的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才會費心閱讀），正在琢磨下一步怎麼走。換句話說，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滿足自己軀體內那個「好古之靈魂」（antiquarian）的求知慾。因此，我開始搜集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的戰前資料。與香港大學──那個我曾擔任助教之處──馮平山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專區相比，還有哪裏能夠算得上是更好的起點呢？

我發現的第一件藏品大概是男拔萃第三任校長費瑟士東（Rev. W. T. Featherstone）主編的拔萃校史影印本，原書出版於1930年，係為「六十周年校慶」而編纂。此書足以澄清（有時是確認，更多時候是糾正）幾代拔萃男生關於曰字樓孤子院 / 拔萃書室口耳相因的傳說。

後來，當馮以浤先生的團隊啟動男拔萃校史撰寫計劃後，此書更發揮了很大的功用。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費瑟士東校史還為我打開了另一道門。此書扉頁的完整書名中，副標題是這樣的：“with reference to an earlier Institution, called the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founded in 1860.”（以一所成立於 1860 年、名為女仔館的前身機構為參照。）

我當下的反應就是想探究，為什麼費瑟士東校長要勞神將另一所早已不復存在之學校（姑勿論還是一所女校）的材料納入其書？我的疑問幾乎是立刻便得到了答案。在〈會議紀錄摘要〉中，我們知悉曰字樓孤子院董事會在1878—79年作出了的重大決定，其中幾項對該校產生了永久的影響。唯有以女仔館為背景，這些決定方能得以理解。

女仔館的興起與消失

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這所「前身機構」使我感到好奇。在這方面，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入門者，費瑟士東校史給出的謎題卻每每多於答案。舉例而言，費史只錄入了女仔館的第一份年度報告（1860—61年度）。至於〈會議紀錄摘要〉中，遺漏的比包納在內的項目更令人印象深刻。

緊隨其後的是某些事件的相關報道，篇幅委實不成比例。單憑這些資料，似乎甚難迴避以下結論：女仔館成立時眾望甚殷，而竟以失敗告終。然而當中的本末因由，卻因費史那種「斷爛朝報」般的缺漏而變得難以理解。幸運的是，費瑟士東校史中的材料仍為探索的開展提供了充裕的資訊：這包括了〈會議紀錄摘要〉中各個項目的日期，以及與該機構相關的各個傳教士的姓名。

在香港特藏專區，港府藍皮書（Government Blue Book）的影印本就存放在距離費瑟士東校史不遠之處。在費史以外，這是我所覓得關於女仔館的第一筆資料。藍皮書中「教育」一欄的績效部分，提供了女仔館的收生情況和財務狀況，並且收錄了校方在每年年底為該校加以簡介。

霎時間，費瑟士東校史中關於女仔館的材料顯得更有意義了。而負責績效匯總的港府官員將女仔館的條目與其他諸機構的條目綰合一處，還令我們明瞭該校如何與其他機構（和個人）互涉互動。

對讀比勘費瑟士東校史資料與藍皮書條目，呼之欲出的是：對於女仔館而言，1865年意味着「危急存亡之秋」（annus horribilis），此後再也沒有恢復元氣；而該校承受的不幸，則是與「向華籍女生講授英文」有關。

那幾年也好，此後很長的一段歲月也好，港府所編印之《轅門報》（Government Gazette）內教育報告的引述與暗指，都進一步強化了這個猜想。後來我了解到，這個「危急存亡之秋」在香港教育史研究者之間眾所周知的。

不過，還是有一些地方讓人感到「不對勁」。費瑟士東校史中的〈會議紀錄摘要〉似乎暗示着至少有一部分傳教士（例如伊頓女士）很早就意識到某些錯着：並非一切都像女仔館的首份年度報告所呈現的那般，瑰麗而美好。如此說來，該校的失敗真是一個「坐待之斃」（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嗎？

女仔館歷史搜尋之疑惑

更糟糕的是，假如女仔館原本的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那麼1878年包爾騰會督（Bishop J. S. Burdon）將曰字樓孤子院恢復成原先女仔館的打算，我們又要作何解釋？

又或者，女仔館的所謂「失敗」，只不過是費史的缺漏（加上《轅門報》內教育報告的引述與暗指）所導致的過份簡略的解讀？

因此，我着手去尋找傳教士──特別是那些與該校有直接聯繫的傳教士，在當時或此後的言論紀錄。

這使我接觸到各個宣教社團的檔案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此等檔案庫的微縮膠卷版本。這些膠卷都存放在香港特藏專區一個特殊（而且寒涼）的房間裏。自然而然地，我開始搜索女子教育協會的資料，後來又將搜索範圍延伸到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資料。畢竟，與這所學校有關的傳教士都來自這兩個團體。

在接下來的15年中，搜索工作依然在斷斷續續地進行着，而搜索的範圍也擴大到其他的檔案庫。由於許多有用的檔案庫都已經數位化，能夠在線閱讀，使我得以在家工作。有時，要感謝該範疇的前輩專家們在著作中給予的提示，使搜索變得更有效率，愈來愈多的史料被發現了。其中有一些直接與女仔館有關，另一些則與未來幾十年「餘緒」有關。

有些材料非常具有揭示性和啟發性，例如柯爾福會督（Bishop C. R. Alford）的China and Japan: a Charge，以及歐德理博士（Dr. E. J. Eitel）關於廣東博羅學校的通函。有些材料令人動容，例如岳士列女士的信件。有些材料會瞬間吸引人們的眼球，例如女教會期刊Female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中的若干木刻畫。但是，也有些材料內容需要移時之功才能辨識，例如施美夫會督（Bishop G. Smith）和華倫牧師（Rev. C. F. Warren）信件中的筆跡。

而20世紀前期的幾十年留下了為數不少的文件，性質各異，但都讓我們了解到：女仔館的故事是怎樣在反覆講述後逐漸失真，最終導致了拔萃書院創立年份的爭議。這樣一來，我們的探究歷程便在繞一大圈後回到了原點。

2018年，當搜索、辨識、解讀和討論等工作累積到一個階段，煒舜和我都認同：將這些發現形諸著述的機緣已逐漸成熟，是時候讓我們為女仔館寫下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故事了。我們會解釋該校如何、又為何難副創始人之厚望，進而論述此後數十年中，女仔館的使命怎樣由各所學校接力傳承。近日，這本著作終於脫稿。我們過去若干年的工作內容，會在此書中得到全面的呈現，還望各位讀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