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講話中提出，香港要「告別籠屋」，意義非凡，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要求，由暗示變明示，由抽象變具體，特區政府再也沒有不落實執行的藉口。特區政府在房屋政策上一直踟躕不前，有本身的施政決心問題，也有房地產商這個利益集團 too big to fail 的原因，現在中央政府給予尚方寶劍，且看特區政府如何釜底抽薪，貫徹中央交予的任務。
住房問題是香港深層次矛盾集中表現
回歸已經 24 年，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一直是讓香港實行高度自治，過去即使發現香港出現問題，也只是看在眼裏，給特區政府的「提醒」，也是十分抽象。溫家寶總理說香港出現深層次矛盾，及後多個領導人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也只是指出，香港要解決民生問題，儘管在佔中事件發生前後，提出對香港要實施全面管治，也沒有就任何的具體民生政策提出過具體的指示。
這次夏寶龍主任在國安法實施一周年會議的講話，除了和會議主題有關的意見外，在談到香港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大有可為時，他說：「我們期盼那時（2049 年）的香港，經濟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安寧。特別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
這是首次有中央官員就香港的社會問題，發出明確而且具體的指示。這個指示的背景，是香港被黑暴搞得烏煙瘴氣之後，香港實施了國安法，社會秩序得以回復正軌，各個方面在逐步落實國安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然而，香港深層次矛盾依舊存在，市民的怨氣未消，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仍然是不配合施政的溫牀。雖然企圖奪權的勢力，已經被打擊得七零八落，但只要形成反抗情緒的因素猶存，香港也不可能得以安寧，更遑論長治久安。
住房問題是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集中表現。香港仍然有過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有約20多萬人住在劏房或籠屋，這種醜陋的現象，實在是香港的恥辱。蝸居於幾平方米劏房的居民，是在申請公屋輪候冊上要等7年以上都未必能「上樓」的無奈「忍者」；至於籠屋，還有一個更難聽的名字，叫「棺材房」，籠民的七尺身軀和全部家當，都被罩在一平米多的空間中。這些居民的「社會地位」，僅稍稍高於街頭露宿者，因為他們還能付出把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來的 1000 到 5000元租金。
樓價虛高民不聊生，是特區政府首要解決問題
殖民地政府是香港住房問題的始作俑者，很多學者對港英政府大量興建公屋都讚譽有加，卻鮮見有政論鞭撻地價高和房價飛漲的成因。回歸前夕，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房地產相關行業的收入比例畸高，過分依賴房地產業悄然成為傳統，籠民數量與日俱增。
首屆特區政府雖然也曾定出每年建屋量8萬5的目標，但這個目標大部分時間都未能達到；第二屆政府停建居屋，拍賣土地變成由地產商勾地，對於抬高地價房價，實質上是火上澆油。及後兩屆政府，對於壓抑樓價上漲過激，雖有不同招數，但整個經濟結構已經嚴重扭曲，在積重難返的情况下，辣招效果不彰，地產商儼然成為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樓價虛高，民不聊生，已經成為特區政府施政首要解決的問題。本屆政府上任之初，成立龐大的專家顧問團，先是調查研究，再提出解決問題的多種方案，讓市民表達意見，最後仍然是莫衷一是。特首林鄭月娥避重就輕提出遠景計劃，這種做法，是 AO 典型思維的結果。然而，將所有責任都歸咎任何一屆政府，也是過於簡單化的說法，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地產商的奶酪能不能動一下。
政府應正視特區經濟結構關係
香港要多建公營房屋，是重中之重的民生問題，四任特首，要麼沒有魄力，要麼就是沒有決心，原因各異，但共通的一條是，連剛入職的 AO 也知道，誰敢動地產商一根汗毛，也不會有好果子呎吃。香港的經濟結構過於依賴房地產業，不但影響政府財政收入來源，看看從事房地產業相關行業的人數佔就業人口比例，再看看有多少律師和會計師是端着這碗飯，都會使任何從政者不敢貿然對地產商說不。
香港的地產商，過去能夠被最高領導人單獨接見，足見他們在中央政府眼中的地位，除了他們對香港經濟命脈的關鍵作用外，在內地的投資，也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趨之若鶩的原因。現屆中央政府在內地推出各種壓抑樓價的政策與措施，是釜底抽薪的做法，但也只能抽薪而不能抽釜，誰把釜抽走，會變成「一鑊熟」。
中央對特區政府提出「告別籠屋」的具體要求，而且是有時間要求的，就是在全國到了第2個100年（2049 年），不能再容忍全國唯一還沒有脫貧的地方是在香港。這個具體的要求雖然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卻是一把無形的尚方寶劍，可以作為斬妖除魔的殺手鐧，但如果只將地產商「妖魔化」而不去檢討特區政府內部官員的問題，以及不去重新建構一套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治理體系，包括土地與建築等等的審批程序，拿到尚方寶劍，香港深層次矛盾還會揮之不去。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