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彭小蓮、汪劍著的《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一書，最近獲「香港出版雙年獎」頒授文學及小說類「最佳出版獎」。此文為《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一書的序言，本社獲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刊登，以饗讀者。
彭導彭小蓮，籌得到錢的時候，拍電影，故事片或紀錄片；籌不到錢的時候，寫作，虛構或非虛構──通常是籌不到的時候居多。這回她和汪劍合作，寫了一本《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非虛構的傳主，是湖南出版家鍾叔河先生。這本書有三個不同卻又相通的敘述聲音，敘事在當下和往事之間穿插剪輯，讀來真有一種看電影的感覺。
鍾叔河老先生，平江人，因為他在茶陵洣江農場勞改過9年，自稱是祖籍茶陵的彭導的「半個老鄉」。其實小蓮以前沒聽說過這人，問過朋友圈裏20個人（大半是文化人），不好意思，都沒聽說過。彭導聽到一個故事，一個場景，極感動，老想着要是拍電影，怎樣才能拍得讓觀眾跟她一樣感動。她把這故事講給很多朋友聽，不覺間愈講愈生動。
知堂賜語 維誠保明
上世紀60年代的一天，在長沙街頭拖板車的「無業遊民」、右派鍾叔河，在偶然間得到一本書，英國人勞斯（W. H. D. Rouse）寫的《希臘的神與英雄》（Gods, Heroes and Men of Ancient Greece），譯者是周遐壽，文字看着親切，似曾相識，後來才曉得周遐壽就是知堂老人。
從小喜讀知堂散文，這位身處社會底層的賤民，給他仰慕的五四前輩寫了一封長信，情辭懇切，說：「我一直私心以為，先生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於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乃是上下數千年中國讀書人最難得有的態度，那就是誠實的態度──對自己，對別人，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
信中索書、索墨寶。周作人給這位素昧平生的年輕人寫了自己的兩首舊詩，也應其要求，寫了藹理斯（Havelock Ellis）的一段話：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斯（Lucretius）看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徵—裏一樣：我們手裏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裏去。
（鍾叔河《念樓隨筆》）
小蓮和汪劍，不忍看到這人文主義的火炬和火炬手隱沒到黑暗中去，她們追問，如何才能在一個謊言充斥的年代，保有中國讀書人「對自己，對別人，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這並不容易，而且正如鍾叔河先生的畢生經歷所昭示的，這必須付出代價，難以想像的代價。
檢討以外 保存文化
一年365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小蓮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她說，這個人在黑暗裏，認識了黑暗的本質，智商很高，情商也很高，如何能夠從勞改農場一出來，一步「走向世界」，一門心思做這樣的大事情（出版了「三部大書」）？其實鍾先生有一個很平實的回答，他說：「我講自己大好年華都用到拖板車和寫檢討上去了，外語也沒學會一門，但也撿了一個『便宜』：從1957年到1979年，24年裏我不需要作命題作文，也不需要按模式思想，在勞動之餘，盡可『自由』地考慮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也能蒐集整理一些材料。我前後大概瀏覽過近300種1911年前中國人親歷西方的記載，蒐集到的有100多種。
1979年9月平反，剛到湖南出版社就提議編一套『走向世界叢書』。20多年的積累就用上了。」──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寫作，這個自由，也包括他的湖南同鄉黃永玉說的「白天受壓抑，晚上在被窩裏做幾個鬼臉」的自由。這還包括了「不寫的自由」：出來之後不願意回報社去，選擇到出版社去。他說做報紙趕任務，出一個三八紅旗手，你要去寫，有人跳到河裏救小孩，你要去寫；這些人和事都很偉大，但不是他的活兒。
藹理斯說的那支火炬──人文主義的火炬──是傳到了鍾叔河先生的手裏和心裏了。這種文化傳承的連續性，或曰人文生命的完整性，不單體現在苦難日子裏的煎熬和堅持，更體現在「前腳剛踏出勞改農場，後腳就直奔北京柏林寺圖書館去抄寫《三述奇》」。此後多少年，鍾先生頂着四面八方的壓力，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100種、出版《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曾國藩全集》。
當然，也體現在本世紀，他的隨筆《小西門集》的書稿輾轉於山東、南京、北京、上海的5、6家出版社，鍾先生始終不肯刪減他26歲那年寫下的右派罪證「四十八條」。當權力與文化對峙的時候，鍾先生選擇站在文化一邊。權力不僅沒文化，而且蔑視文化，敵視文化。
「權力是沒有靈魂的，而且它來自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喪失靈魂的基礎上和從中汲取的力量，靈魂的闕失維持着和恐懼的聯繫……任何始終捍衛他的靈魂、他的內心正直的人，不可能被恐懼所壓垮，他因此變成一個權力控制的範圍之外的、真正的自由人。（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這也正是鍾叔河先生題簽的意思：「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靈魂的完整，即在於不被恐懼和謊言壓垮。
良知驅使 共襄大業
《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裏偶爾會閃過那些「喪失靈魂的人」的鏡頭，那些散布恐懼的人，對三部大書到處告狀的人。正是他們，構成了鍾叔河先生的文化事業的「必要的背景」。他們並沒有消失。他們的思維，他們的語言，仍在繼續，仍在傳承。不了解這必要的背景，就不能讀懂鍾先生及其事業的意義。
讀書多，有學問，並不意味着靈魂的完整。汪劍問道，別人也讀着《三國》、《水滸》、《曾文正公家書》長大，長大了也讀朱自清、周作人和何其芳，怎麼你就讀成了1949年之前的左翼學生，1949年之後的極右分子？鍾老先生笑笑，答了兩個平常之極的關鍵詞：常識和良知！在那個全民族都失魂落魄的年代，他憑着常識和良知，接通了人文傳統中不可磨滅的生命源流。
鍾先生全力編輯出版的這三部大書，幾千萬字所勾勒出來的「知識範式」，人文經驗的擴展和積累，在漫長的年月裏都是權力所無法夢見的。權力除了本能地預感到真正的文化的惘惘威脅，完全不具備理解真正的知識和學問的能力。
「曾驚秋肅臨天下」，誰能感知千里外長沙城小小的編輯部裏的「敢遣春溫上筆端」？這就出現了跟前述的那個故事、那個場景相對應的另一個故事和場景──錢鍾書讀了鍾叔河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走向世界」叢書的「敘論」，說寫得好，建議他結集單行，並提出來，為這本書寫序（楊絳說，「他生平主動願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這件事，錢先生用了一個很重的詞：「共襄大業」，這絕不是文人之間的客套，可惜至今很少人體會到這個詞的分量。其實鍾叔河先生自己的話已經點題：生活在晚清一個不正常的國度，要走出去看看正常的世界，人是怎麼活的。當然，正常和不正常，鍾先生有他自己的界定。然後，錢鍾書在序裏狠狠的加了一句：戴着鐐銬也要走向世界……
此即「大業」之所以為大──大哉鍾叔河！
2019年5月
書籍推介：
書名：《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
作者：彭小蓮、汪劍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摘錄自《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本社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