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曾指出，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中，商品所含的「價值」有兩重意思：一是「使用價值」，即商品在生活上的直接效用；其二是「交換價值」，表示該商品賦予佔有者購買其他物品的能力。影響市場經濟運作的是後者。雖然在原理上他認為勞動是測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標準，也注意到這種標準在實際運作中無法使用──原因是擁有財富的人可以購買他人的勞動，能購買或支配他人勞動量的大小，往往就成為商品實際的交換價值──他始終認為通過供求關係的調節（勞動本身也受這種市場規律的調節），以勞動為標準的交換價值便會浮現。
但歷史的現實卻並不像他所期待的那樣。
市場的競爭機制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在貪欲的驅動下，財雄勢大的商人在「交換價值」這個環節上玩弄許多把戲。所謂「競爭」，正如布羅代爾所說，只是很少數擁有大量資本的一層人的遊戲，而歷史上他們大都先天地佔盡優勢。斯密似乎看不到這種競爭的起點是不平等的。於是一隻「無形的手」先變成少數幾隻「有形的手」，最後或會變成可以遮天的「隻手」。美式金融經濟試圖發展這種欲望。
Keep up with Joneses: 炫耀消費的心理
在19世紀末，資本主義雖然已建立了控制市場經濟各個方面的金融經濟體系，但資本的運作方式主要還是以實業為基礎；商品生產與銷售的景氣，仍取決於整個社會的經濟情況和人們的消費觀念。這樣，供求關係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中仍發揮相當的作用。對資本家而言，供過於求，產能過剩是他們的大災難；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產能過剩也往往是經濟蕭條，引起一連串失業等社會問題的原因。20世紀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理過好幾次這樣的災難，結果都是以大大小小使生靈塗炭的戰爭來解決問題。（參看本攔〈歷史不這樣發展，也不在這裡終結〉一文）這樣的解決方法，即對於資本家也是元氣大傷的。於是在上世紀末，美國一批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便試圖找出一個可以一勞永逸的商品經濟運作方法。
他們發現：所謂「供求關係」也是可以控制的。供求關係如果可以控制，產能過剩便不會成為問題。19世紀經濟學家索斯坦·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在《有閒階級》（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書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費」的概念給他們很大的啟發。原來人們的消費心理並不完全決定於收入的高低；有很大一部份是決定於與收入水平相近的人的競爭心態──即韋伯倫所說的「不要被隔壁瓊斯家比下去」（keep up with Joneses）那種相當普遍的想法。他們還找出了桃樂絲·布萊迪（Dorothy Brandy）和羅絲·傅利曼（Rose Freidman）1947年所做的研究報告來印證這種想法的普遍性。（參看A.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Aventures in A New World 台北大塊文化中文版頁312，下引同）
於是他們想到：可以利用這種心態去鼓吹不斷消費。辦法是不斷創新商品（功能的創新或樣式的創新），不斷用新式的商品去淘汰舊式的商品。這樣，便可以順理成章的把舊有的生產工具毀掉，美其名曰「創造性破壞」。如此一來，生產力便可以繼續提高，而產能過剩的問題也可以同時解決了：
有一道資本主義訊息藏在這件事的深處：「創造性破壞」──淘汰舊科技和舊方法，改用新法──這是提升生產力的唯一方法，因而也是長期提升平均生活水準的唯一方法。
消費主義的狂潮
提高生產力是必然的（但也不一定是唯一的方法），提升生活水準就很有爭議性。他們在這裏其實只考慮到他們關切的消費能力。因為只有平均的生活水準（購買能力）不斷提高，人們才會像他們所預期那樣不斷消費。這個時候，金融經濟正好配合，發揮作用：使沒有同樣購買能力的人也可以作同樣的消費。為了不斷提高生產力，他們要說服全世界：「快樂只和物質幸福有關」。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快樂只和物質幸福有關」，「所有的資本主義形式都會收斂成美國模式，這種模式最活躍，也最具生產力」。
金融經濟正好是推動全球資本主義美國化的最佳手段。
中國「改革開放」，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正好給美國金融資本主義一個最好的時機。於是美國的金融資本家在美國政府大力支持下，徹底改變了金融機構的傳統經營策略，並以其政治經濟的強勢，把這種策略推廣到全世界：將銀行利息降到最低，把信貸的管制放到最鬆，甚至創造出所謂「違約信貸」；鼓勵投資炒賣，抑制儲蓄，迫使全民參與風險處處的金融遊戲。在加上信用卡普及化的推波助瀾，一股消費主義的狂潮便從美國漫淹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