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生產活動無疑是通過市場經濟來進行的。但其謀利方法卻是不斷破壞市場經濟自動調節供求關係,把古典經濟學家所設想的哪隻無形的手,變為由資本家自己的控制之手。這在歷史上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第一個階段的資本主義活動還帶着非法或冒險性質:資本家在各種交易活動中尋找資本的生產機會。布羅代爾說:「這些資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國家的同盟者或是不擇手段利用國家的人。他們……和外國商人串通一氣。他們千方百計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過操縱信貸,也通過好錢和壞錢之間進行偷樑換柱的取巧把戲。」(《資本主義的動力》)他們一會是船主、承保人、貸款者,一會兒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銀行家甚至實業家或農業經營者。
上述的經營對資本主義來說,還不是最佳的牟利手法,但卻是必經的過程;因為如果不經歷過這些就不可能建立那可控制一切的「金融資本主義」。
布羅代爾指出,到了19世紀,30至60年代間,由資本家建立的銀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業,也控制了商品。這個時候「金融資本主義」取得了成功。這意味着:資本家那隻有形的手將會隨著他們私欲的擴張而不斷伸展,最後做到「隻手遮天」。
這種勢頭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已漸漸看到。所謂「全球化」的金融經濟,實際就是這種資本主義野心的終極目標。到了本世紀初,我們終於看到了它的真面目。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阿當斯密背道而馳
當然,「冰凍七尺,非一日之寒。」從19世紀中開始,資本主義這隻不斷伸張的大手,也碰到過不少扎手的荊棘。我們不妨回顧一下。
古典經濟學家如阿當・斯密對資本的累積本也有着富國裕民的良好願望。他告訴我們:
「在一些歐洲的富國裏,經營各種製造業所運用的資本極為龐大……在工商業發達的城鎮,下層社會的人民主要靠資本的僱用和驅動來維持生計,因此他們一般都很勤勞……勤勞與懶惰比例……似乎都隨資本與收入的相對比例而起伏……因此,資本的增加或減少,自然會傾向增加或減少勤勞的實際數量,增加或減少生產性人員的數目,從而增加或減少一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產出的交換價值。也就是說,增加或減少該國所有居民的實際財富和收入。」(見台北先覺版謝宗霖等譯阿當‧斯密《富國論》,頁405-406,下引同)
資本累積,在斯密看來,並不是一小撮資本家的事,而是關乎全國經濟發展及人民生計:
「資本因節儉而增加,因浪費和錯誤運用而減少。
每個人從自己收入中節省下來的,都會加在自己的資本上。他可以自己運用這部份資本,拿來僱用更多的生產性人員,或者把它借給別人,讓別人僱用更多的生產性人員而自己收取一些利息……正如一個人的資本,每年增加多少,完全看他自己從每年的收入或收穫中儲蓄了多少。所以整個社會的資本也只能依同一方式增加,畢竟所謂整個社會的資本,只不過是每個社會成員的資本總和罷了。」
在斯密看來,個人資本的增加,也就是整個社會(或國家)資本的增加:。民裕即國富,國富即民裕。但他認為:「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非勤勞。」何故?他說:
「不錯,勤勞提供物品讓節儉得以累積。但是,不管勤勞可以取得多少物品,如果沒有節儉來儲蓄或貯存,資本便不可能增加。」
為什麼不節儉,資本便不可能增加?因為在斯密的經濟理念中,資產或資金如果不投入生產,便不能稱為資本。勤勞的人也許能賺得很多錢或物品,但這些資金或資產如不投入生產(例如把它花掉或只存放起來),便不能成為個人或社會僱用生產人員,提高生產力,增加生產價值的資本。因此,斯密堅信:
「節儉會增加社會的資本,而浪費會減少社會的資本。」
但打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卻提倡一套跟斯密背道而馳的資本運作理念,作為美國推行金融經濟全球化的「華盛頓共識」之一。他們居然還借用阿當・斯密那隻「無形之手」來推行有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