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六年的希臘債務危機又走到了攤牌時刻。 7月5日希臘公投否決了債權方提出的緊縮方案。各方紛紛商討對策：7月7日，歐元區緊急峰會舉行；希臘提交新方案，做出妥協換取新一輪救助；7月12日，歐盟緊急峰會舉行。歐元面臨2002年流通以來最嚴重危機，其走向必將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希臘危機自2009年底爆發以來險情迭起。國際輿論多歸咎於希臘人的「不負責任」。然而，若只把這場危機看作一場鬧劇，世人將錯過希臘危機為他國揭示的最嚴肅教訓：體制積弊若不及時清除，一旦危機來襲，將陷入難以脫身的泥沼。所謂「危機倒逼改革」不會自動發生，它需要先期具備政治社會基礎，特別是政治家的改革意願和民意基礎。
希臘之病在於庇護主義
有別於外部的「刻板印象」，希臘人並非沒有努力過。 2010年到2014年，希臘每年平均採取的財政緊縮幅度達到 GDP 的4.2%，為二戰結束以來發達國家所僅見；希臘還加大了稅收佔 GDP 的比重。但是，受累於 GDP 萎縮，赤字率不降反升，償債負擔更重。 「失去的六年」異常痛苦。 2010年至今，希臘 GDP 縮水四分之一，失業率飆升至25%以上，年輕人失業率則逾50%。期間三換政府，政治社會劇烈動盪。
希臘人普遍承認該國經濟結構單一，福利水平過高，導致國家競爭力低下。不過，他們也不滿債權方「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多年來對財政緊縮的執念，過於注重財政赤字率指標，注重縮減分子而不是擴大分母國民產出。而債權方一早在救助條件中就要求其推進「結構性改革」。這些改革旨在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擴大市場准入、調節要素價格，注定路途艱難，但是，眼見其他一些歐債受災國（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厲行改革逐漸走出危機，希臘的債主們難以原諒其緩慢的進展。雙方各持一理。
希臘之病，並非單在經濟一端。該國經濟競爭力低下的根由，在於臃腫的公共部門、尋租現象普遍的公私關係、保護特殊利益而樹立起的行業壁壘和寡頭壟斷、漏洞百出執行不力的稅務體系。這些弊病，又根植於希臘自1974年民主化以來形成的「庇護主義」（clientelism）政治：用飯碗和福利換選票，這直接導致 希臘財政嚴重透支。
直到2014年年底，希臘政府仍在中左翼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和中右翼的新民主黨這兩大政黨之間輪換，它們主宰希臘政壇30餘年，沉湎於庇護主義政治。雖然兩黨政府均曾根據債權人要求推出改革計劃，但是，在政治組織和文化得以大換血之前，再好的計劃在執行中也會大打折扣。經濟衰退中，社會衝突嚴重激化：那些原本就更有「關係」、能從體制內撈到好處的少數人，也更能設法自保，將更大的代價留給社會資源原本就稀缺的多數人：靠微薄退休金艱難度日的普通退休工人、剛開始找工作卻四處碰壁的年輕人、勤懇經營不走偏門的小業主。
民主為名 民粹為實的公投
這些衝擊承受力微弱的人數量眾多，造成了危機下的希臘政治的扭曲效應：民眾對主流政黨失望，不得不從邊緣激進政黨身上尋找出路。在今年1月大選中勝出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將打擊富裕階層的漏稅行為、打破寡頭壟斷、清理腐敗氾濫的政府採購體係等，作為競選綱領。這些主張順應民意，但是，行動畢竟重於承諾。 SYRIZA 黨魁、當今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 Tsipras）的最大使命是與債權方重新談判，以獲取一個不以緊縮而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救助計劃。豈料他爭取這一目標的手段，卻是險招迭出的民粹主義。在數月談判膠着後，6月28日，齊普拉斯突然宣布一周後舉行公投。如果說這場以「民主」為名的公投給了希臘人一次宣示人民主權的機會，卻也無端加深了希臘與債權國之間的裂痕。
SYRIZA 的經濟主張與主流思路存在明顯分歧。他們堅持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維持對低收入養老金領取者的補貼、反對對某些消費品（藥品、電費、餐飲等）加徵增值稅等，認為只有通過這種「需求方經濟學」，才能讓希臘經濟重見起色。哪種政策更有利於解決希臘危機，完全可以探討和試驗；但是，對擴充政治資本更感興趣的民粹政客，卻將政策分歧轉變為難以調和的政治對立。
這場危機演變至今，由於歐洲央行等機構設置道道防火牆，它對國際金融穩定性的衝擊可能不再致命。但是，一場時代性悲劇卻已鑄成：希臘人民的尊嚴掃地，歐盟一體化進程被延緩，不管希臘危機結局如何都已傷痕永駐。原本走向「合眾」的歐洲，極端民族主義開始抬頭。
從2000年到2008年，希臘人均 GDP 增長了近兩倍，期間舉辦了2004年奧運會。這一古老文明似正煥發新春。但是，只消一輪難以預測的外部衝擊，繁華勝景即被雨打風吹去，人為掩蓋的體制問題迅速暴露，引爆種種難以預見的混亂。其他國家哀之，亦當鑑之。
原文為2015年7月13日出版的《財新週刊》第27期社評，本社獲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