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世今生十二問——導讀篇（上）

 

這是出自於北宋大家蘇軾的七律名篇《和子由澠池懷舊》。結合上句則為「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與東坡同一時代的天衣義懷禪師，曾在佛堂上對弟子開示：「雁過寒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可看着是解讀蘇詩最好的注釋。由此觀之，兩位大師關注到一件事，即人生只是一種偶然，萬千景象不過是瞬間即逝的變化。

 

縱觀香港前100多年的歷史，普天下真就是一個又一個過客。百年間，人來人去，潮起潮落，緣聚緣散，鮮落痕跡。上至港督，下到蜑家，貴為鄉紳，賤若難民，其結局始終無外是回英倫，返鄉下，上金山（美國、澳洲），下南洋（東南亞）。對絕大部分華人來說，香港無非是「寄寓泊船」之地，頂多算是「功能的家」，甚至於大部分時候只是內地華人的逃亡之地，避難之鄉。對華人來說，無論你是大富大貴，還是際遇平常，最終是要落葉歸根，兔死狐丘。

 

 

而對英人，他們則早就料到中華民族終有重振雄風的一日。第11任港督威廉．羅便臣早在1894年便指出，不管中國的屈辱有多深，她不會長期安於現狀，20年後的中國再不是吳下阿蒙。所以英人一直視香港為借來的時空。直至到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才有了所謂的「香港人」。直到最近幾年，也出現了所謂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我們現在印象中和討論時的香港，實際上是在1947年以後、到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逐漸形成的所謂定式香港。在前100年間，從政治實體的緣起到經濟組織的形成，從政府的治理手段到企業的逐利模式，特別是人的風雲變幻，歸結起來，就是香港的不確定性。直接說句靠譜的話，其時的香港，不過就是一個相對於省城廣州的港口城市而已。

 

晚清已降，中國進入了「三峽」地帶（美國史學家唐德剛語）。峽谷中的激流，一變為鴉片戰爭，衝垮了天朝上國的河堤；二變為太平天國，洪水般淹沒了半個華夏。從未進入過中華帝王視線的邊陲荒島香港，在堅船利炮和放任自流的打造中，則身不由己的邁向了通向轉口港的歷程，承擔起溝通中西貿易、聯繫內外華人的職能。面對在路上的香港，欽差大臣以「寄寓泊船」忽悠夷邦，英國人一開始就定位在用「借來的時空」滿足帝國的欲望，逐利的商人視之為走向海外和接近內陸腹地的「跳板」，社會精英一向是「擇木而棲」，對於普羅大眾，卻是難得的「避難之地」亦或可貴的「功能的家」。面對在路上的香港，全天下無一不是過客。因此第四任港督寶靈曾慨歎「我們無知的管制，他們盲目的遵從」。即使過了百年，曾做過日本人俘虜的第21任總督楊慕琦為了收攏人心，重塑港英當局的威信，提出了政改計劃，除了怡和大班約翰．凱瑟克外，整個香港社會給予了令人吃驚的冷待。

 

 

 

中唐朗州刺史李翱（儒者、詩人、佛門弟子）見到南宗禪第四代傳人藥山惟儼，向其請教「何謂道耶？」大師即回應「雲在青天水在瓶」。竊理解為：水在瓶靜而定，受到規範，波瀾不興。在天則化為雲，自在飄浮，順自然，適物性，應物隨緣就是道。大家不言而喻可以理解，政權易手後，中港兩地的際遇和軌跡截然不同，英人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實施小政府，大社會，積極不干預，多年來被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

 

 

南遷和居港的華人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如地產分單元買賣、樓花轉讓到計程車設立燈箱廣告等商業創意，可說是不勝枚舉。全社會則更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地緣政治的空間，無論是冷戰對峙還是多元格局，無論是戰火紛飛還是昇平世界，無論是閉關自守還是對外開放，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制度創新，甚至於無論是內地的腐敗（回歸前後6000多家廣義的中資企業財富大挪移，幾十年來從企業、腐敗分子到土豪的洗錢）還是清廉，香港總有着某些階層和部分人等，在或多或少收穫着由於內地因素而造就的政治或經濟的利益。無庸諱言，香港曾是戰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在半個世紀中，香港的 GDP 年均增長超逾9%。從1952－1992年的四十年間，香港人均 GDP 增加了10倍。取得同樣的成績，英國人用了200年歷史。史上最強盛的美國從1862－1996年的130年間，也只增加了8倍。當然，前代因，現在果，上世業，現世報。歲月流逝中，絢麗多姿的罌粟花不只要褪色，也會造成看得見或看不出的傷害。

 

明天預告：香港前世今生十二問——導讀篇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