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完成一個人。」（註1）當然，在短短的幾年大學本科教育中，學子多不可能成為大師或通人，對大而通達的人文知識有充分的掌握。再者，大學教育也得讓每個學子根據他本人的興趣、性向和能力選讀一、兩個專門的本科，系统而較深入地學好這些本科的知識。
但在一個學生完成了最基礎的中小學教育之後，在踏出社會加入其中一個行業當專門人員之前，讓他們盡可能在大學裏接受人文教育，在吸收自選本科的專門知識的同時，學習較通盤地了解世界和萬事萬物，明白到自己的本科和其他知識的關係、分別，了解到除了自選的專門知識之外別有洞天，如果抹煞了或完全漠視了這些洞天與自己的專門知識的關係，人便變得貧乏，不知道知識除了包括「知之為知之」之外，也包括「不知為不知」。這樣的大學教育，才能稱得上是稱職的教育，才是人的教育，讓學子成為專家之外，也學習「完成一個人」。
大學是種集體生活
我們回看大學的設計，大學是西方的產物。在中國，大學發展的日子很短，北京大學是中國大陸一家優秀大學，也只有大概100多年歷史。先不說以前的書院、精舍。大學在西方已發展了較長的時間，由monastery（修道院）一直轉變成今時今日college-based（學院為本）。一般來說，它會有不同的學科、學系、學院，全都在同一個地方。例如香港理工大學不只有理工的學科，還有其他的學科，否則不會有通識教育中心的存在。每間大學或有不同的側重，但大學本身是將不同的學科、重要的學術上的東西放在一起。
以前的大學甚至一定要學生老師住在一起，是因為所有科目的同學和老師都在這裏，一起生活、一起吃飯、一起不停地學習。現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些學院仍會一起吃飯。澳門大學所有本科生都要住在大學裏。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你如果在同一個環境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以香港城市大學為例，我們的宿舍有一半的同學是非本地的，所以若你住在宿舍，住在你同房的，同一層的，同一座宿舍的，肯定是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若你跟他們交往的話，通過跟他們交往，你可以認識自己多一點。若人家問你香港有什麼最特色，這是要認真想一想的。若你說香港的特色是華洋共處，東西混雜，諸如此類。那麼人家的地方是怎樣的呢？若那人是從其他地方來的，那通過他便會了解更多。
學科亦如是。如果是同一個議題，同一樣東西是大家關心的，有不同學科的人他投射出來的看法未必相同，但只要如蔡元培所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你便可以投入別人的角度和觀點。其實在飯堂也好，在舍堂也好，在課堂也好，有這樣的mix（混合），通過老師學習，通過同學學習，通過不同學科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大學就是相信通過這樣，會令我們建立起紐曼所說的the outlines of knowledge（知識的巍峨大綱）。當然，那個整體的圖像未必是很清楚的，但我們要注意這個整體的圖像，不要只懂自己的專業，尤其不要只懂停在應用的層面，因若停在應用的層面，你在大學未必一定找到最新最好的實用經驗，有很多學科最新最好的那些應用層面的東西都在外面，在實戰的場所。這不代表你不可以學習它們，你是可以學習的，但若你只是停留在那裏，而不能超越本科的東西，那麼你看到的世界便會窄了很多，亦會貧乏了很多，對人的理解亦會貧乏，對社會的理解亦貧乏了。
人文教育即君子之爭
大學作為「網羅眾家」的高上學府，是在所有教育和學術機構中，最有條件創造出人文教育的環境的。紐曼在這方面有一段很經典的描述：「一群學有所成之士，各自熱衷於其所屬學科的追尋，相互進行君子之爭，為了切磋學問，為了平息知識上的論爭，匯聚一堂就他們的一家之言和各家的關係一起作出探討和調息。」在這裏，我們看到不同學科放在一起那種並行不悖相反而相成的關係。紐曼接着說：「他們學會互相尊重和探問來互補不足。這樣，一種清明而純粹的思想氛圍便被建立起來，身處其中的學生雖然只是在眾多的學科中選修其一二，但卻也同時沐浴於這種氛圍之下。學生得益於這樣的學問傳統，而這個傳統又是獨立於任何一位個別的老師的。這傳統更引導同學作出學科上的選擇，並依此而對學生的選擇作出詮釋。同學因此體會到知識的巍峨大綱，知識賴以確立的學問原則，知識不同部分的規模，其亮點和暗影，其重點和不足。沒有了這傳統，同學對上述種種是茫然不知的。」（註2）
從這個意義上說來，一所大學是否真的可以稱之為大，不是它的國際排名，不是它畢業生的就業升學率，甚至不主要是教授們的科研成果，學校的先進設施，而是該所大學有沒有紐曼上文描述的一個人文知識的傳统，以及培育出尊重和發揚這傳统的德性，去完成一種人的教育。
脫離庸俗
這個傳统不奢求幾年的本科教育能使學生完成人的教育，因為那是每一個人的終身教育；但通達的人文教育，說到尾是一種心靈上、學風、人格的學習，把人從無知、庸俗、偏執、教條中釋放出來。紐曼稱此為讓人終身受益的自由的教育：「這樣的教育可稱得上是通達博識，為人類的心靈培養出終身的習慣，其特色是自由、公允、平和、溫文、睿智。這便是大學教育學生的首要目的。」（註3）因此，施特勞斯（Leo Strauss） 認為，「通達自由的教育，就是要脫離庸俗。」（註4）
要培養出這種知識傳统，是沒有一種必然的方法的。我想首要的條件是要有以人文教育為終身志業的校長和教授，有通達和懂得啟迪學生的大師，並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在課堂也好、飯堂也好、宿舍、學生活動中心、甚至在校園的生活當中也好，去進行人文的教育和學習。所以，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註5）
嘗試了解
除了學風傳统、通達大師之外，不少稱職的大學，在課程上特別設計一個主修科以外的核心人文教育課程給所有本科生。當然，這些課程的設計和內容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藍本。在此，請容許我引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對這類課程所說的一番發人深省的話：「以閱讀經典或偉大作品為本的人文課程的概念是這樣的：這些著作得到世世代代學人的尊重，經過了一個不斷的評審和議論的過程，仍舊屹立不倒。開始時，我們是因為他人的推崇，出於尊重對其偉大的評價而接觸這些作品。我們樂意這樣努力，是一種姿態、一種做法，表示出對他人所重視的和經歷的一種敬意；那怕只因為是受這些經典文獻的啟迪而希望青出於藍。這些經典就像矗立的紀念碑般標榜着他人的著作……通過閱讀這些經典，我們進入了一場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人文對話。我們可以細心聆聽這對話，甚或參與其中，努力去嘗試了解交談者最希望和對方說些什麼。這在我們來說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但在當今的世道，這不光光是一種友善之舉，因為如果我們想以文明的論述來取代21世紀那種新的野蠻行徑的話，那其實是一種急切而不可或缺的做法。」（註6）
虛心學習出類拔萃
向我們文化中的優秀經典學習，是敬，是謙，是精益求精。
換言之，我們在大學裏的學習，是要虛心學習出類拔萃，以期建立學子自己的見解；是嘗試站在巨人的肩膊上，學習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並提醒自己，丟棄了人類文化的經典傳统，剩下的不是無知就是野蠻。大學如果只會教育我們成為專業人士、企業人才、商界主管、社會領袖、學界科研專家，卻忘卻了那通達文明的人的教育，狄百瑞擔心的新的野蠻，會否就在我們的身旁伺機而撲出？
最後讓我簡單地總結。現在有很多大學的物質條件不錯，但我想大學之為大，第一是究竟大學有沒有確立一個通達教育（liberal learning）的傳統，是否認為學生所學習的不應只是為了生產多少個律師、醫生、政務官員或立法會議員，或未來特首、李嘉誠諸如此類。有這些畢業生固然是好，但究竟辦大學的精神是否要有一種承擔，令學生明白人類之所以為人是什麼？人類的文明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回顧香港的經驗，我們要學習新亞精神。我不在新亞書院就讀，新亞精神就是由幾個大學者，每人出200元，在1949至1950年間，不懼艱苦推行出來的，為的是去承擔整個中國文化，由於中國文化當時受到很多衝擊。他們的資源不一定有今天香港的大學的萬分之一，但首三年所舉辦的高水準學術講座，至少有150多次。我相信沒有很多大學現在可以做到這樣，儘管他們資源雄厚千萬倍。翻看新亞出版的《望道便驚天地寛》，驚嘆這些講座的紀錄，可見為何大師對大學是如此重要！剛才提及人之所以為人的認識是這麼重要，否則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所以，首先我們要留意大學主持和教學的人有沒有這種胸襟和承擔。
第二就是愈多大師愈好。以前讀過《信報》一篇文章，提及饒宗頤教授。為何以前可以栽培出一些文藝復興式的人才？文藝復興式的人都是通達、通才。為何現在大學培訓不了這種人才？文章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無時無刻都在追尋排名，這是失焦的。
第三就是剛才引述的哥倫比亞大學狄百瑞的努力。其實很多大學，都在嘗試在學科設計內，在每個主修科外，規定同學報讀類似”common core”的核心課程。即是說無論你讀任何科目，你都要讀這些科目，這些科目能帶出通達的知識，讓你超越自己的範圍，希望通過超越減少成見、偏見、教條，讓自己的判斷會更整體。狄百瑞提出他們的大學很着重經典。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是很多了不起的人，他們能從中大有得着，因為真正的經典能超越時空。既然能超越時空，儘管有所局限，仍然有精彩之處，不讀的話便會失去很多人文的精粹。所以狄百瑞不單認為讀經典是很重要，還認為要學人文對話（human dialogue），要學最好的東西去明白自己。他甚至認為人和獸的分別，簡單來說就是文明。沒有文明的話，我們脫去文明的外衣便很容易墮入野蠻。
註1：潘光旦，〈自由、民主與教育〉，見楊東平編《大學精神》，新店市：立緒文化，民90（2001），頁136。
註2：這兩段話來自The Idea of a University，頁77。原文分別是：”An assemblage of learned men, zealous for their own sciences, and rivals of each other, are brought, by familiar intercourse and for the sake of intellectual peace, to adjust together the claims and rela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of investigation.”和“They learn to respect, to consult, to aid each other. Thus is created a pure and clear atmosphere of thought, which the student also breathes, though in his own case he only pursues a few sciences out of the multitude. He profits by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particular teachers, which guides him in his choice of subjects, and duly interprets for him those which he chooses. He apprehends the great outlines of knowledge,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rests, the scale of its parts, its lights and its shades, its great points and its little, as he otherwise cannot apprehend them.”
註3：同註2。紐曼的原文如下：”Hence it is that his education is called ‘Liberal.’ A habit of mind is formed which lasts through life, of which the attributes are, freedom, equitableness, calmness, moderation, and wisdom…Thi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a University in its treatment of its students.”
註4：“Liberal education is liberation from vulgarity.”見 Leo Strauss, “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 http://www.ditext.com/strauss/liberal.html.
註5：梅貽琦，〈就職演說〉，見《大學精神》，頁286。紐曼甚至認為：”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a so-called University, which dispensed with residence and tutorial superintendence, and gave its degrees to any person who passed an examination i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and a University which had no professors or examinations at all, but merely brought a number of young men together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and then sent them away a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s said to have done some sixty years since, if I were asked which of these two methods was the better discipline of the intellect…if I must determine which of the two courses was the more successful in training, moulding, enlarging the mind, which sent out men the more fitted for their secular duties, which produced better public men, men of the world, men whose names would descend to posterity,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giving the preference to that University which did nothing, over that which exacted of its members an acquaintance with every science under the sun.” 參看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p. 105.
註6：見WM Theodore de Bary, Confucian Tradition & Global Educ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6-57.原文是：“The conception of a humanities program based on the reading of classics or ‘great books’ is that they have commanded the respect of generations and have survived a process of repeated scrutiny and contestation. We approach them initially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others, out of respect for the testimony others have given as to their greatness. Our willingness to make that efforts is a measure, a gesture, of respect for what other human beings have experienced and valued—if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were challenged by these texts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better. The classics themselves then stand as monuments that commemorate the work of others—…By reading them, we have access to a human dialogue that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time. We may listen in on that dialogue and join in to the extent that we make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have most wanted to say to each other. It is an act of civility on our part, but now more than just a friendly gesture—it is an urgent necessity if civil discourse is to replace the new barbarism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哥大這方面的核心課程內容，見同書頁35-41。
「學何以大？我對大學教育的一些看法」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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