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對大學教育作出反思，很容易想起長眠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在此容許我引用蔡先生論述大學之所以為大的兩段大家很熟悉的說話。
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上，蔡先生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各門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即經濟學） 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另外，在《答林琴南君書》中，蔡校長又說：「對於學說，倣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註1）
論者在引述蔡先生這兩番話時，注意力多放在蔡先生堅持思想和學術的自由，以有容乃大的胸襟來揭櫫大學的精神。這理解當然是既正確也重要。但如果我們更深刻的去體會蔡先生的觀點，我認為是有理由相信，大學之所以為大，和我上一節所說的推行人文的教育也是息息相關的。我這樣說的理由是什麼呢？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首先，蔡先生開宗明義的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囊括大典」，就是要把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都搜集到大學中去，好讓學人好好學習。當然，大學要學的，應該是受得起時間考驗、出類拔萃、相對獨立已成一家之言的學科；因此，在「囊括大典」的同時，大學也是「網羅眾家之學府。」舉凡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對認識萬事萬物確立了其不能被取代的視野、範疇、以及研究/認識對象的科目（如哲學、文學藝術、歷史、數學、科學技術、政治倫理、社會經濟等），在可能範圍內都應該列為大學的學習對象。
這方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學科必須是受過考驗而不能被取代。例如心理學成功地脫離哲學成為一相對獨立的學術視野/科目。但公共行政學是否能獨立於政治學便不那麼確定了。又例如當邏輯實證論在哲學界大行其道時，政治和道德哲學幾乎被認定為是沒有認知意義的非知識。當時如果前者成功的話，後者便會被排出眾家之外；只是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後者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這裏，我不能詳細討論大學的專業分科的問題。重點是大學要學習的，都應該是對認識和促進人類文明不可或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又不能被取代的學科。
蔡先生接着引用《禮記‧中庸》的一段話，其實也同樣重要。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兩句話同一章（註2）的起句，《中庸》提到了孔子當時對承傳華夏文化多方面的貢獻：「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並認為這些貢獻是整全互補的，將之「辟（即譬，朱熹注）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正因為文明的努力應該是全方位和持續不懈的，要做到並育並行而不相悖害，便得對事事物物和各種學問之間的關係有一較整全的了解，做到《中庸》這一章接着說的：「小德川流」，因此各類學問和知識可以如眾川之流，脈胳分明而往不息，同時整體地「大德敦化[朱熹注：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註3）」，這樣才能顯示出「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換言之，學問之所以為大，是因為通過各種不能被取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知識，讓我們對人類文明宇宙萬物有所把握。大學之所以為大，正是它開放而又有系统地學習各門對認識萬事萬物有其不能被取代的視野、範疇、以及研究/認識對象的學科；而為了讓各種學問並育並行而不相悖害，大學的學習在各專門知識範疇之外，同時要對不同學說和學科有一較整全的了解，探索它們之間的關係，像蔡先生說的「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把它們放在一起，交流比較，互相觀照，以開放的心靈避免以偏蓋全，只要它們能繼續真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儘管彼此的關懷相衝突，道理相對峙，學子也得細心探究背後是否有更深刻的道理，讓我們看到相反之外還是有相成之處。
註1：蔡元培這兩段話，皆轉引自金耀基的《大學之理念》，台北市：時報文化，民72（1983），頁80。
註2：據朱熹撰的《中庸章句》，這一章是第29章。見《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三次印刷，頁37-38。
註3：朱熹的注釋，請參看前述《四書章句集注》。
「學何以大？我對大學教育的一些看法」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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