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和錢穆同是20世紀的四大歷史學家，同是江蘇人，呂氏是常州，錢氏是無錫，呂氏生於中法之戰的1884年，錢氏生於中日甲午之戰的翌年1895年，亦是簽訂《馬關條約》的一年，兩人只相差11歲，錢穆雖師從呂思勉，為歷史學啟蒙，稱兩人亦師亦友，亦無不可。
作為師長，呂思勉對錢穆的評價如下：「現在的學者中，我覺得錢賓四先生氣象頗有可觀，唯覺他太重視了政治方面，而於社會方面畸輕，規模微嫌狹隘而已。」此文成於1946年，錢穆已51歲，呂思勉62歲，錢穆的《國史大綱》成於1939年，早已卓然成家了。《國史大綱》果然也是論政治者多，論社會者少，但錢穆活到95歲，社會問題當然也補過來了。
學習歷史的秘訣
呂思勉和錢穆學習歷史，都是古法，由讀《史記》入手，讀法學自曾國藩：「讀書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讀史秘訣是：「能將當世之事，與歷上之事互勘，而不為表面的記載所囿。」凡議論「能力求核實」，是不二法門。但呂氏堅持：「治史不只是講考據，而是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歷史的可貴，不在其記得很多事實，而在其能根據此種事實，來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對於現代社會的成因既然明白，據以猜測未來，自然可有幾分用處，所以呂氏主張中學以下的歷史，改教社會學，以歷史為註腳，而到大學，才再教以歷史，因為大學生的社會閱歷，總比中學生為多，而治史以社會學為基礎，至少可以少花兩三年工夫，而早得一些門徑，是治史第一要義。
所以錢穆成立新亞書院，要大學一年級生，必讀中國通史，應是本呂氏之意，錢穆要學生讀史，以便「知人曉事論世」，人事是世間第一難事，錢穆最後離開新亞，亦是「人事」問題而已。讀史要有主見，非得了解社會情形，否則對於一切史事，都不能真實了解，所以呂氏主張：「正史材料，太覺零碎，非已有主見的人，讀之實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讀。」到21世紀的學子，和100年前的五四青年，中文程度有天淵之別，尚幸有「四大史學家」出現，以白話文寫古代歷史，才免了讀古文之苦，所以21世紀的學子，還是有福的。
兩人政治觀存根本差異
呂思勉又是如何論政治呢？首先：「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這是西方觀點，因為「政治本來是社會上有了矛盾然後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對付的，全是些貪婪、強橫、狡詐的人，毫無手段是不行的。」政治總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這雖然不必是戰爭，其性質和戰爭無異。「政治雖然是兩個階級的鬥爭，然在一定時間內，總有一個階級是代表國民福利的」，發展到21世紀，泰國出現了紅衫軍和黃衫軍，誰代表國民福利，也就難說了；美國早就有共和黨和民主黨之爭，誰也代表不了國民福利，更令人莫名其妙，但政客終歸是政客。
錢穆談政治，談到北宋新舊兩黨之爭，雙方面都有好人和賢人。王安石雖有高遠的理想，但新政終歸失敗了，只因「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活的人事」，又是「人事難」也。王安石和司馬光之爭，亦是地域上的南北之爭，王安石代表南方知識分子的「開放與激進」，而司馬光代表北方知識分子的傳統和穩健，但兩派最後是互斥對方為姦邪，一味注重道德的高低，而忘了重道德的本意，凡事官場「重小節，忽大略」，「但求無過不求有功」，古代用人，「視成不視始，責大不責細」，北宋諸公做不到。
「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千年之後，今人亦感嘆歷史之重演，錢穆結語：「新舊相爭的結果，終於為投機的官僚造機會」，如蔡京用事，北宋之亡有六賊，全是投機之輩，「貧弱的宋代，卒於在政潮，屢次震撼中覆滅。」錢穆感嘆：「新派亦非無賢者，而終不勝意氣私利之洶湧」；「兩黨皆可責，亦皆可恕也。」今日的黨爭，能不引以為鑑嗎？
讀歷史有實用之處，呂思勉主張：「政治家的功罪，只能問其根本上的主義如何，並不能摭拾着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簡單淺短的眼光去評論。」凡做一番大事的人，總是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根本上沒法子使個個人都說好。
論曹操、孔明與王莽
所以做大事的人，總是把「毀譽置之度外」的。這些話是呂思勉為曹操辯誣的文章中說的，在論曹氏家族，呂錢兩位倒不是在同一陣線，錢穆認為：「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候，借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下半期的篡竊，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錢穆在他的文集中，最推崇諸葛亮，要學者讀其全集；但呂思勉則對曹操和諸葛亮同樣推崇，一個是魏武帝，一個是諸葛武候，都有一個武字，封建時代的光明面，是有「公忠體國的文臣」和「舍死忘生的武士」，這兩種美德，兩人都全備了，文武全才，是漢末亡國的光榮。魏武帝和諸葛武侯都是不怕「謗毀」的，做大事業，亦又能如此。
至於對王莽的看法，呂錢二人是一致的：王莽篡漢是唐詩所引起的誤會，錢穆只稱這事件是王莽受禪，是漢儒政治理論的自然趨勢，漢末劉家已無人，「王朝德衰，天降異災」，應早物色賢人讓國，「否則革命起，終無以保其位」。
王莽書生本色，治禮，務恭儉，迂執信古而負大志，正合時代潮流。王莽要解決是「社會兼併」和「消弭貧富不均」兩大問題，這是一個2000年不變的難題，21世紀有改變嗎？王莽失敗，一是失之太驟，二是奉行不得其人，三是不通情實，變法結果是「人人失業，食貨俱廢」。
呂思勉說：歷史不以失敗論英雄。「因為事之成否，多半決於外來的因素」，歷史往往是「事之成於其手」的。新莽失敗，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而是先秦以來談社會主義和政策的人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作所為，都是他們發明的理論和政策，王莽只是付諸實行。此後2000年，讀歷史的人都知道，社會改革不易，王莽失敗後，「變法禪讓」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改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影響甚至全亞洲。呂思勉的名言：「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錢穆則稱之為「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否則今日歷史改寫。
談鮮卑人漢化
錢穆在評北魏的鮮卑人漢化計劃時稱：「為自己一種高遠的政治理想」，而引起家庭父子慘劇者，前有王莽，後有魏孝文。王莽賜死其子王宇，和魏孝文帝賜死太子拓跋恂，都是兒子反對父親的變法和遷都，引起的悲劇。
王莽是因改革不當而天下大亂，魏孝文則在遷都五年後，33歲即卒。天不假年，否則北魏不致因不能繼續改進，並急速腐化而亡，「歷史上有一番改進，往往有一度反動，不能因反動而歸咎改進之本身，然亦須在改進中能善處反動方妙」。這是錢穆對改革的一番金石良言，北魏雖亡，但北方文治勢力無可阻擋，魏孝文帝看見這潮流，要鮮卑政權與之融合，反對派不明其意，大都做了時代潮流的犧牲品，衰哉！21世紀潮流，誰能看清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