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脫穎而出的軍人巴富爾，被任命為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1843年11月8日，他乘坐輪船在黃浦江邊下錨。老上司砵甸乍慧眼相中的這個前英軍駐印砲兵上尉不孚眾望，力排大清上海道宮慕久無房建館的虛應搪塞，通過粵商的襄助，迅速在上海城內駐紮停當。
11日14日，巴富爾發出公告，宣布領事館正式開館；上海將於3天后正式開埠通商；屆時，中英簽署的所有條約和相關條款均同時生效。與此同時，他未經談判，就擅自規定從吳淞江口到洋涇浜的黃浦江面為洋船停泊區。經過兩年的運作，巴富爾終拿下了上海城北832畝（1848年擴展到2820畝）的永久租地，並爭取到所有事宜皆由英國專管的權力。
租界成列強的獨立王國
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向大清子民發布告示，將「依約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告白天下。章程的公布，成為了其後上海租界制度成型的奠基石。1848年，美國聖公會派往上海傳教的第一位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提出了將虹口闢為美租界的請求，獲得上海道台吳健彰的首肯，到1863年正式劃定界址時，美國人已「暫居」了7,856畝土地。 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滿族貴族麟桂治下，領事敏體尼為法國人爭取到986畝作為居留地。巴富爾開創的「租界」，最後演變成外國列強在中國予取予奪的獨立王國，成為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鮮明標誌。
在開埠頭一年內，上海即設立了11家英美洋行，有23個商人常駐，長袖善舞以往在廣州發財的怡和、寶順、仁記、義記等洋行也紛至沓來。到19世紀50年代，各國大小洋行已發展到120餘家。外國人絕並非「盲婚啞嫁」，他們早就看中了「緊靠長江，位置優越，集中了許多商貿港口優點」的上海。更遑論作為「江南的上海」，它以富庶的杭嘉湖寧紹蘇松常鎮寧十府為腹地，借便利的內河航運而成為最靠近大宗商品絲綢和茶葉的口岸。
歷史的發展證明洋人的確未走眼，開埠第一年，上海進出口額僅為廣州的1／7，不到十年，外貿總額便已超越廣州。最大商品茶葉的出口量更是在十年間大逆轉，廣州從1844年佔比98.4%，逐步降至1853年的28.3%；而上海佔比則從1.6%，暴升到66.1%。待福州發力後，逐步形成了三口齊佔天下的局面。至於生絲出口量，憑藉緊貼南潯、桐鄉、海寧等產地的優勢，上海在1845年已達6,433包，同廣州當年的6,787包，可說也是平分秋色。開埠第二年，廣州海關的收入為225萬兩白銀，上海僅17萬兩，不到廣州的1／10。到1856年，廣州關稅降為108萬兩白銀，而上海則升至182萬兩，一舉成為當時大清的外貿活動中心。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1843年7月22日，作為《南京條約》附件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實施。5天后，廣州重新開埠。根據條約，公行制度被徹底廢除，行商地位一落千丈，當試圖恢復壟斷體制的短暫努力終成泡沫後，其對大清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力都漸成昨日黃花。儘管廣州永久喪失了天朝獨家通商的口岸特權，但這並非就是世界末日，只不過在口岸競爭中不可避免的進入了共享的演變格局。
明清以降，一直奉行的「一口通商」廣州模式，在造就「天子南庫」粵海關每年上交關稅佔大清政府財政收入30%的同時，也直接推進了嶺南區域經濟適應國際貿易活動的格局和發展。廣州、鶴山、台山盛產的茶葉，相繼成為對歐洲的首要出口貨，嶺南還先後培育出潮州烏龍茶、英德紅茶、綠茶等廣受青睞的茶品系列。獲利水平較江南地區高的絲綢業則也闖出另一片天地，珠三角地區多次出現「棄田築塘、廢稻樹桑」的經濟轉型沖動，同時爭得了嶺南以北京華地區和東西二洋人口中「廣紗甲天下，緞次之」的美譽。至於瓷器、鐘錶乃至抽紗品等商品，得益於中外交流和融合，南粵大地則分別做出了「廣瓷」、「廣鐘」和「粵繡」等享譽歐洲的名片。正是憑據擁有自身貨源依託的潛力，廣州口岸也才能長時間在競爭中維持「稍遜風騷」抑或老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