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前文（〈重找回歸前香港良好管治成功因素〉）總結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5個成功因素，即英式法治、高度自治、市民信任、亮麗政績、公眾參與。香港回歸保留原有制度（包括英式法治、有公眾參與的諮詢架構）不變。雖然回歸時市民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疑慮，但由小圈子選出的首屆特首董建華卻是眾望所歸。
董、曾上任時民信而立
根據港大民意調查（下同），市民對他上任時的評分高達64.5（末代總督彭定康任內的新高評分只有64.1）；第二任特首曾蔭權上任時的評分更高達72.3。換句話說，港人完全沒有「戀殖」之情，並曾對首兩任特首寄予厚望。可惜他們在任內的表現令市民失望，董特首離任時的評分為47.9（任內評分因為堅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度跌至36.2）；曾特首亦以最低的44.4評分離任（相信是受他涉嫌行為不當所影響）。
今屆特首梁振英上任時的評分僅有52.5（相信是受其大屋涉嫌僭建所影響），其後他的負面新聞不斷（包括爆出上任後收取之前的離職補償），導致他的評分很快便跌破50。梁特首的最新評分為43.2。
回歸前的港督或回歸後的特首擁有極大的行政獨斷權力，市民對這位最高領導的信任度，自然影響他們是否信任其領導的政府（例如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信任度最新淨值為-0.4%，相比曾蔭權任內市民對其政府的信任度淨值最高時達到60.9%）。
由信任到不信任
港人對首任特首董建華由信任到不信任的轉捩點，正是他在港人身受經濟衰退與沙士之苦時，仍然堅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這種「愛國」表現亦令港人首次感受到回歸後祖國的龐大身影；自由黨倒戈一擊令此項任務未能完成的後果是，中央政府從此收緊對港政策。這是後期的董特首與繼任的兩位特首自治高度愈來愈低的原因。
董特首的愛國情懷令他對原來港英時代的司局長班子存有介心，加上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對回歸後香港一切均毋須改變的執着，導致回歸初期施政沒有之前般暢順。這個內部不協調催生以政治委任代替公務員的問責制。
平心而論，2002年開始的首屆問責班子吸引到不少令市民眼前一亮的外來精英（例如梁錦松、李國章），其餘新加入的官員均是有專業能力的人才（例如馬時亨、廖秀冬、楊永強），期間個別官員亦體現問責精神，包括引咎辭職（例如梁錦松、楊永強）。可惜這個政治委任制度每況愈下，由曾特首時期以原有公務員為主，到今天部分官員甚至有濫竽充數之嫌，而問責精神亦淪落至盪然無存。
董特首任內做不出成績，部分是時勢不就（例如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部分是急於求成（例如23條立法），部分是能力有限。雖然在他任內有「官商勾結」的質疑，但直至今天，董特首的個人誠信體現了他經常說的「比白更白」（whiter than white）的標準。諷刺的是，他示範較之前港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個人操守，令繼任的曾特首因涉嫌貪便宜而顯得難看，更令不斷重複「我沒違法」的梁特首失卻市民對他身為政府最高領導及道德表率的尊重。
基層出身、熟悉政府運作、見證並曾參與港英成功管治經驗、百分百香港製造的曾蔭權，原本是最有條件成為回歸後的最佳特首。他的主要過失不是貪圖便宜，而是沒有充分利用港人對他上任時的高度信任，趁機發揮他駕馭政府機器的能力，挑戰既得利益，特別是地產商，致力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有論者指他甘於因循是害怕重蹈「八萬五」的覆轍，但這不應是一個有為特首的辯解。無論如何，曾特首辜負了港人對他的期盼，亦間接協助美言求變的梁振英爆冷成功當上特首。
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僭建問題纏身的梁振英以低民望出任特首。經過連綿不斷的懷疑涉嫌收取或不申報利益的報道，今天大多數市民對梁特首的個人誠信有懷疑，是不少民調反映的客觀事實。不提政改，他在競選時開出的民生承諾也遲遲未能兌現（例如標準工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解決房屋以至劏房問題等）。
他的低民望、低信任度為政府每項政策均蒙上不懷好意的陰影。有建制派人士以政改不通過梁振英便會連任作為游說市民支持政改的理由，除了令人感到荒謬之外，其實是反映今天政府管治失效的主因——大多數市民不信任特首；部分梁特首委任的官員誠信成疑、能力有限，也增加市民對他的不信任。
早於2013年，最有政治智慧的建制派領袖曾鈺成於評論陳茂波涉嫌囤地時，提到源自古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塔斯佗的「塔斯佗陷阱」，意思是指當政府失去公信力時，無論她說什麼、做什麼，人民都會認為她在講假話、做壞事。今天的梁特首及其領導的大多數官員，特別是處理政改或其與中央政府有關的政策上，恐怕已墮入「塔斯佗陷阱」。因此，期望今屆政府在餘下任期可以挽回市民對她的信任，等於緣木求魚。
其實，管治以信為本不僅是西方價值，在《論語》中，子貢問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可以去兵，甚至去食，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無論政改獲得通過或否決，下屆政府在管治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令港人恢復信心，前提是由中央委任的特首是一名港人信任、能夠平衡國家與香港利益，並在中央領導面前不卑不亢地維護港人福祉的本土領袖。
管治好香港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既然中央明確宣示的立場是必須委任百分百信得過的人當特首，那麼，不能享受民主的港人完全有理由要求中央委任一個能夠緩和社會矛盾、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經濟發展的人才，而不是個唯命是從、製造敵我矛盾、諉過於民的左派官員。
香港有人勝任符合上述條件的下屆特首職位嗎？勝任的人能夠在今天中央收緊的治港政策下發揮才能嗎？港人不信任特首，導致香港管治失效，也令港人不信任中央，難道中央不須反思？種種問題，下回繼續討論。
原文刊於《信報》網站，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