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艘以「失敗」結束訪華行程的阿美士德伯爵命名的商船離開上海十年後，大英帝國首任領事喬治‧巴富爾以勝利者的姿態重返上海灘。遠在7萬里外的英國，戰前敢於派出區區萬人的軍隊，單挑天朝上國，正是摸准了大清海防薄弱的「命脈」。戰爭中英軍進攻和登陸的地點，也大都有當年「阿美士德」號掠過的痕跡。而戰後《南京條約》中所議定增闢的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四個口岸，又無一不是郭士立等人當年着眼於的港口。
自1759年起，大清對外實行「一口通商」制度，賦予廣州十三行（其中廣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據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行商享有對外貿易特權。舉凡茶葉、生絲等大宗出口商品，只許由行商承辦，沿遞形成了由行商主要從事茶葉海外出口貿易和絲綢專營壟斷制度。
由於英國乃至歐洲飲茶文化的風靡，茶葉一躍成為大清的首位出口貨。 1817～1833年，廣州出口的茶葉貨值達1.9313億兩銀元，佔同期出口商品總值的64%。即使是鴉片戰爭後的頭幾年，這一格局仍未改變。 1846年，廣州出口的茶葉貨值，佔當年廣州出口貨值的74.14%。生絲出口同樣摡莫例外，1830年，廣東生絲出口達3680擔，佔當年全國經廣州出口生絲的52%。
專制貿易制度 難以富國強兵
大清王朝相對獨立的九個經濟區域中，嶺南社會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承襲。明清兩代因襲「閉關鎖國」的政策，偏居華南一隅的廣州卻獲得了「一口通商」的特權。這種由專制政體欽定，令貪官污吏中飽私囊，而壟斷商人獲取暴利，最終卻以中外消費者買單的對外貿易模式，既不能順應國際經濟活動的發展趨勢，也與富國強兵和藏富於民無緣，最終只會被歷史所拋棄。
嶺南地區並非茶葉的原產地，但根據大清的行商制度，除部分從陸路經西北、恰克圖運往俄羅斯外，所有茶葉全部由內河過嶺行走赴粵交易。黑茶和武夷茶主要走「南道」，起自江西河口鎮，經過多次水陸運輸轉換後至廣州，全程1588公里。中國北方的茶葉則以蘇州為倉儲地，茶葉走「北道」，從吳縣到廣州，全程1973公里。茶葉之路的源泉本在福建和安徽，而專營製度卻讓行商獲得了壟斷價格的權力，從中獲得十分豐厚的利潤，並只同官吏共享（在全盛時期，怡和行伍秉鑑名下的資產高達1872萬兩白銀，他由此躋身於一千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之列。而他在1801～1843年間，向官吏的賄賂共超過1600萬兩白銀）。消費者沒有話語權，連權傾歐亞的東印度公司也只能忍辱負重，以換取從行商手中分羹。
隨着西方「中國熱」的擴散，絲製品不再是貴族階層的專利。在中西絲綢文化交流融合推動下，絲綢成為行商的主打商品，貿易額僅次於茶葉交易。絲綢及原料的主產地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大清實行專營壟斷制度，各地的絲綢及原料必須運到廣州後再出口。為防範走私和其它風險，政府規定只允許通過內河轉運。廣州距離江南路隔數千里，外商購買貨品需要付出巨額訂金，「買絲銀兩，動至百萬」。往返需時三、四個月，長時間跋涉導致巨大損耗，「而運費增益及利息之損失等，約達35～40%之多」。一口通商下，極大的製約了江南絲綢業的發展。
五口通商後，西風漸進，在西方商業文明的影響下，開埠城市相繼建立起現代商業貿易體系，地理優勢明顯得以發揮，逐步奠定了這些口岸各自成為區域經濟中心的基礎。同時，市場流通格局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自由貿易的推動下，商品選擇費用最低路線流通的結果，令原有商路出現衰落，而新的商路則應運而生。口岸競爭中，最不被人看好的上海率先發力，而廣州的相對落伍，則要待十年後方完全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