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士之使命」的現代化〉）
五、科舉社會
此處又分前期，唐至宋（618年至1279年共661年）；後期，明至清（1368年至1911年共543年）。
科舉前期：唐太宗追隨了隋焬帝的科舉制度，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參加科舉的權利，取代了世家門第特權，其中特點是禁止商人應考和限制官吏經商。所以唐代雖然工商資本活躍，甚至對海外通商，比鄭和出海更早600年，但仍是一個「士」中心的傳統社會，貞觀之治其中一政績是實施教育，推崇國學，增創學舍1,200間，設博士，甚至有國外留學生，「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為近古未有」。
但不幸到武則天時代終止了，教育既停，只有考試，猶重進士科之詩賦，所以唐代多詩人為官。由唐初四傑的王勃到盛唐宋之間，李嶠等皆是，但詩賦日工，吏治日壞，南方人文采風流，代替了北方人的樸厚。唐代盛運發生危機，有資人多而官位少，宰相一職仍以世襲人為多。到安史亂後，藩鎮興起，失去了政治和社會的內部均衡，外族入侵，乃有五代十國的最不堪局面出現，只有民初的軍閥可比。
到北宋為了反唐人餘弊，嚴防華夷，重文輕武，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主張讓「愛教育，講道理的讀書人為社會中堅」，范仲淹如文初言，創立「秀才教」，以「天下為己任」，但要「成千上萬讀書識字而不明理」的官僚和秀才們，放棄特權，談何容易，所以范仲淹革新的失敗。30年後，王安石亦失敗，但又反映出歷史進程中的「南北之爭」、王安石南方知識分子，「開新而激進」，司馬光北方智識分子：「傳統而穩健」，而新舊黨事，亦反映中國南北經濟文化的轉動而已。
宋史與南方人不幸出了蔡京、秦檜、賈似道，所以宋史「奸臣傳」中，幾乎全部是南人，而北方人則出了元祐諸君子：洛蜀朔三派，洛派程顥、朱光庭；蜀派蘇東坡、吕陶；朔派劉摯、劉安世；新舊南北之爭，卻被投機的官僚政客製造機會，司馬光看錯蔡京，以為是良才，貧弱的北宋乃在政潮中覆滅。南宋一開始就是岳飛被殺，秦檜用事，單是手下執政亦換了28人，沒有一個好人，人才既息，士氣亦衰，後期總算出了朱熹、王陽明、陸象山、呂東萊一批士人，不算交白卷，朱熹被朱元璋大捧場，影響了明清科舉。
科舉後期：元代科舉，有名無實，科場舞弊是常態，有真才實學的漢人南人多不屑應舉，沒有人才的政府兵力再強也無用，所以蒙古百年而亡。朱元璋是劉邦以外唯一一個平民皇帝，但朱元璋心目中，最可怕的唯有讀書人。除了盡誅功臣宿將，廢宰相之外，更用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京官每入朝，必與妻子訣别，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所以當時文人多不仕，到朱棣當皇帝，誅方孝孺十族，生死847人，鞭笞之刑乃尋常事。所以當時之「士」，「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
但傳統政治已發展成「士人政治」，朱元璋亦無法改變，只能「使其為吾用不是為吾患」。宋朝的「尊師相，抑君權」而為明朝的大忌，朱元璋創出八股取士，同時極重學校，考試按月考驗，三年大比，優秀知識分子進政府為官吏，教育散布全國，「耕讀傳家」的觀念，得以發揮。中國文盲大減，亦由此起，到明代中葉名儒輩出，到處是書院，名儒有李時勉、陳敬意、羅欽順、蔡清，「成材之士，多出其門」。
而明代的翰林院，更成為一個中央政府中最高貴的學術集團。內閣學士、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院乃儲才養望之地，到清朝亦繼續用此制，但明朝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以「危言激論自標異」，造成「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明末崇禎迫於言路，不敢言和，固因秦檜的影響，但廷臣亦無敢主和事，明朝最後至於「一無可為而止」！明朝只有開國頭百年，吏治尚清明，和西漢有得比，但昏君懶皇太多，「士」亦難救！
明代特色是各地遍設「書院」著名的四大：「白鹿洞、嵩陽、嶽麓、應天」是宋代就始創，最後遍地開花，學者以個人品格，學風來扶植後代子弟，開發民智，陶育人才，但最終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世界，但如此造成政府與書院對立，書院屢終焚毀，明代以東林書院造成慘劇。
進入清朝，滿清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以鎮壓士人為要務，大興文字獄，繼續以八股取士。士已忘卻了其自身的責任，清高的理想，以「天下為己任」的壯志已滅，民間書院興起，是針對士風墮落，明朝遺老。雖志節堅貞，但「遺老不世襲」，後代士子亦自有應舉，才能維持生計。所以顧炎武、王船山、孫夏峰一輩，只能留下民族元氣，成為清末革命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在清代，「學術領導政治」的傳統已失，政治卻達到支配學術的境界。
加上農村經濟枯竭，商人又淪為外國資本的買辦，清朝要改革的人卻只是柔弱的光緒、知識分子的康有為、梁啟超，追求「全變、速變」自然失敗，滿清亦亡國。中國進入新世紀的100年，據錢穆的觀察，中國知識分子（士）的新思想是：尊重去國留學，吸收西方科學，但又無攝取科學的經濟後盾，從而自信力日消，是近代的中國悲劇。21世紀的「士」的責任，又是甚麼呢？栽培科學的經濟基礎己經有了，融合東西方文化是必需的。
六、現代社會：民國時代至今（1911年至今）
滿清解體，中國進入軍閥和黨爭時代，錢穆評為「新政治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論，唐末、五代殆不過是」。當時的新形態士大夫，抄襲歐美成法，創立國會，制定憲法，成立政黨。「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殆不知所謂和衷共濟與舉國一致」，世人要到100年後的今天，才恍然大悟，「一般黨員，則憑藉黨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 」，上述是錢穆在80年前的觀察，居然至今仍然在所謂民主社會中發生，豈不痛哉！
軍閥之後，乃有「五四運動」，有五四青年、北伐青年、抗戰青年等知識分子的出現，但在抗日大亂之下，無用武之地，錢穆提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領導的指標，但隨着國共戰爭，蔣介石退守台灣，三民主義只能在台灣成為指導。
但到了21世紀，三民主義也非必修科了，在大陸則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頓挫，儒家文化要到21世紀再抬頭，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再發力，范仲淹的秀才教精神能否在「士」的心目中再次重現，乃中國夢能否順利達成的關鍵。這點在《國史大綱》的第46章，「除舊與開新」，並未討論。但東西方接觸又經過百年，此外留學者眾，不能再「昧於外情」，中國的「國學」就是軟實力所在，「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的開始」，則是21世紀士之責任所在，則是錢穆在《國史大綱》的結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