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初衷，最重要是擴大對華貿易。因此中英「城下之盟」的第一款是平等相處，第二款便是五口通商——「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至於大清將香港給予英國寄寓泊船，「任便立法治理」，反倒是排在了《南京條約》的第三款。而正是這逼使大清開放門戶的條約性安排，不但讓遠東殖民地迅速變身為華南貿易中心的美夢一時落空，更令香港賴以維生的貿易活動改為流向了其他地方，給開埠之初的香港帶來了嚴峻的考驗。
英人選擇深謀遠慮
除大清傳統的固有口岸廣州外，英國選定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四處港口，作為推進其對華貿易的立足點，絕非心血來潮，更不是誤打誤撞，它恰恰是建立在中華帝國所缺乏的數字化管理的基礎之上，更主要是其相關決策有賴於商業利益的驅動和有識之士的前瞻性判斷。當然執着宗教狂熱的郭士立，在其間發揮了重要作用，不論喜歡與否，相信他都會永久被載入這幾個城市的地方史。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年出生於德國普魯士，在新教復興的影響下，就讀於荷蘭鹿特丹神學院，1826年被派到南洋爪哇傳教。頗具語言天賦的他，拜華人為師，不但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還精通閩、粵方言。他以譯音「郭」為姓氏，在南洋加入了福建同安郭氏宗親會。為取得中國人的認同，他還為自己取了 一個筆名叫「愛漢者」。
郭士立在多地歷史佔一席位
1831年初，他隨郭氏宗親來到廣州，隨即在東印度公司擔任華語翻譯。工作之餘，他身着當地人的服裝深入農村傳教佈道。 1833年8月，他在羊城創辦了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東西洋每月統記傳》，其封面刊以華夏傳統格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次年夏天，他與英國妻子在澳門設立了一所女子學校，中國第一留學生容閎便就讀於女校附設的男生班。鑒於他的廣州話日益精進，於是取代英國首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成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翻譯。笫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他成為英遠東軍的翻譯、參謀兼嚮導，後被指定為寧波的「縣令」。在中英《南京條約》的談判中，郭士立是英方三個翻譯之一，《南京條約》的中文草稿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在郭士立涉獵中國的生涯中，他先後集傳教士、商人、偵探、翻譯及殖民者等多重身份於一身。美籍作家張馨保曾在《林欽差與鴉片戰爭》一書中，對郭士立的評價是「在中國沿海幾乎每一個重大事件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如果說在其他中英交往的事務中，他更多的是一個陪襯的角色，那麼在五口通商的選擇上，郭士立和東印度公司的同事甚至於可說是佔有一言九鼎的歷史地位。
1832年2月，東印度公司僱用的「阿美士德號」武裝商船，從澳門起錨北行。這艘佯裝成從印度開出、去日本貿易「乘風漂至」的迷航商船，其真實任務是偵察大清的沿海地形、港口深淺及國防設施等，最終在「不友好」的廣州之外尋求中國新的通商口岸。而就在前一年6月，郭士立曾乘坐販運鴉片的「順利」號貨船，途經福建、浙江及山東，沿中國海岸北上直達天津、遼東半島附近。其間8月在路過上海外灘時，給其留下了可作為江南省貿易中心的深刻印象。一路上深入了解到大清各方面的情報，直接促成了東印度公司再次派出郭士立等人「北上考察」。
航行偵察收穫豐富
1832年4月2日，「阿美士德」號到達廈門，六天後沿閩江行駛至福州。 4月26日，英船衝破寧波水師的阻擋，強行開入甬江。 6月19日，北行至長江口。無人領航下，在摸索中前進，第二天清晨始靠近松江府治下的上海縣城。 7月5日，駛離吳淞口繼續北上。在威海衛停留了一天就前往朝鮮和琉球，9月4日，滿載而歸的「阿美士德」號回到澳門。
長達六個多月的航行偵察，讓郭士立一行收穫頗豐。英國人不但完成了對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的港口、海灣、河道的探測工作，而且對大清政治的腐敗不堪、軍備的廢馳落後、以及各地的經濟狀況，都有了第一手的資料。這是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對大清沿海最詳盡的一次戰略勘探，相關報告由東印度公司呈送給外交部後，對英國政府制定對華方略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