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使命」的現代化

1955年錢穆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主要是講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和「士」的使命，其中內容在《國史大綱》中都有提及，本文意在將其融匯貫通，只怕力有未逮，首先，中國傳統觀念，是希望「以學術來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支配經濟」，從創造一個合理的，以達到完美的人生為目的的社會，這基本上就是幾千年來的「中國夢」，但弊端是「安而不強，足而不富」，近世200年遇上「強而不安，富而不足」的西方社會，乃有「巨獅不醒」的痛苦。而中國社會自秦統一全國之後，就是「士人政府」在管理。所以「士」沒有當好自己的使命是主因，若說「士」之上還有一個皇帝。2015年正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稱帝百年之年，將錢穆60年前寫的文章和《國史大綱》並讀，並未過時。

 

 

所謂「士」，是「士農工商」，是四民之首，錢穆說是「中國社會所獨有」，西方人不易明白，其定義有七個「非」：「非貴族、非軍人、非官僚、非富豪、非宗教信徒、非專門學者、亦非一般庶民」。只是「讀書識字」，不是「士」，要「讀書明理」才合格。所謂「士」，是「一群立志達道的人」，最能代表是北宋范仲淹，創「秀才教」，「以天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乃士之性格。其他特性亦可見諸於通行於世的名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可殺，不可辱」，「士為知己者死」，「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最怕「士無鬥志」，這是清末為甚了。

 

《論語》「子路」篇亦兩次討論了「士」，第一次是子貢問「士」，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等而下之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必信，行必果」，「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是朱熹的註解，所以士的要求也很高的，這段對話最後一問，是問孔子對魯國管理人三桓的意見，「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說：「噫，斗箕之人，何是算也！」在孔子眼裏，「士」的要求蠻高的。另一條是子路問「士」，孔子說：「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這是故意補子路性格之不足，切切誠懇，偲偲詳勉，怡怡和顏，都是子路平日做不到的事，孔門弟子去當「士」，也有不足之處也！朱熹註解：「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

 

研究中國歷史可以從研究士以動態，士如何產生和士有何地位，士如何滲入政權，掌握政權，都可以從《國史大綱》中找出來，錢穆將中國歷史分為五期，其實加上現代社會，可以是六期，它們分別是，（一）封建社會；（二）遊士社會；（三）郎吏社會；（四）門第社會；（五）科舉社會；（六）現代社會；這六個階段，士的使命如何，在國家在社會的真責任和真地位如何，正直接影響國家的盛衰，比古代皇帝更甚！

 

下文是每一個階段，加以說明：

 

中國封建乃西周王室完成其統一大業之後所產生的政治制度，乃由上而下，和西方的由下而上，是兩回事，而中國封建的崩潰，乃因平民社會中產生大批自由學者而發生的。春秋242年，是古代貴族文化發展到最高點的時代，錢穆稱為「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但貴族階級的崩潰，平民階級的崛興，是貴族文化醖釀的應有後果。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是沿襲春秋貴族的舊生計， 「精神命脈，一氣相通」，我們熟悉的先秦諸子，是這時代的代表，孔子、墨子的政治生命欠佳，但他們的弟子都是當代的士，子貢、子路、子夏莫不可有其地位，諸子百家爭鳴，但貴族仍為主導，「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產、宋有向戌」，都是當時之士。

 

戰國新興平民學，不是推翻貴族學，只是「異樣翻新、遷地為良」，此乃「中國文化一脈相承之淵博大處」。這期間出現的孟子一樣不得意，成功登位是商鞅變法，後有蘇秦、孟子說：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還有魏文侯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齊國更有稷下制度，大量養士。戰國中期，貴族與遊仕在社會上地位倒轉，根據《國史大綱》，此期的遊仕可分五派：（一）勞作派的許行、陳仲；（二）不仕派的田駢、淳于髠；（三）祿仕派的公孫衍、張儀；（四）義仕派的孟軻，儒家正宗；（五）退隱派的莊周；這五派的平民學者的聲氣和地位，超於春秋的孔子、墨子之上。到戰國末年，學者思想反遊仕反文學，出現了老子、荀子和韓非子三派理論，而荀子理論，直接影響了兩漢，主張「以聖王為師，以王制為是非之封界，主定學術於一尊。」平民取代貴族，為漢代平民當皇帝，開了先路。

 

兩漢以學校為中心，「學術」和「吏治」成為社會秩序的核心，漢文帝時出現賈誼，「陳政事疏」、「揚文教，移風俗」。漢武帝時重用了董仲舒，有「天人三策」，黜百家，立五經博士，此輩對政治發生重大影響，乃起「學術」指導「政治」的先聲，從此士人參政，「公卿朝士，名儒輩出」。

 

漢代歷朝，為相者皆一時大儒，不過今人已不復知王吉、貢禹等大名而已。兩漢定制，凡進入國立大學中的優秀青年可以分派到中央政府為「郎」，成績較次者，則派遣到其所從來的地方為「吏」。郎是中央皇室的侍衛集團，吏則隷屬於各行政首長下的各門公務人員，在吏之中，成績卓越者，仍可提拔至中央為郎。兩漢不同處，是西漢社會是流動的，而到東漢末，出現了世家大族。但東漢初年，光武帝本身家是太學生，他的同學鄧禹和手下寇恂、馮異、馬援、賈復、耿弇等人、大半都是通儒，朝廷對儒學的極度提倡，較之而漢遠過。

 

博士弟子漢武帝時僅50人，到王莽時，傅士弟子18,000人，士的階層大盛可見。太學生群聚京師，乃有清議，此輩太學生與朝廷大臣聲氣相通，「其言論意氣」，往往足以轉移實際政治的推移，清議之外，又有門弟，累世公卿出現，楊彪一族，四世三公，袁紹一族四世五公，東漢士族重私人和家庭道德，但救不了王室傾覆。

 

漢末群雄基本上是當時著名士族中人，袁紹、公孫瓚、劉表、劉焉、袁術，甚至諸葛亮亦是名士，但沒有人要一個統一的國家，大家離心離德，中國只有沒落。曹魏司馬晉政權，腐化黑暗、不光明、不穩定，談不上法治，出現了竹林七賢等名士，無助政權穩定，乃有胡人南下，文化中心長安洛陽俱毁，復興要等200年後的元魏孝武帝這位鮮卑皇帝重建洛陽。

 

此前北方大族，紛紛南渡，王敦、王導助司馬家建立政權，乃有「王與馬，共天下。」南方門第，以王謝朱張四家為盛，北方則因元魏統一96年後，進行漢化，北方門第乃可發功，范陽盧氏、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河間刑氏、渤海高氏、太原張氏都是世族。元魏雖亡，北方文治勢力進展無可擋，西魏出現蘇綽和盧綽兩大儒，以周禮定官制，「六條詔書」成為官吏新經典，北周繼續漢化，漢人士族更得勢，「從學術影響到政治，回頭再走上一條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個合理的政府來」，乃有隋唐大治。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