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下階層的原住居民，混以歐籍人中的惡劣之徒，再加上華南沿海的邊緣群體，開埠初期的人口素質十分低下。移民激增的同時，住房、飲用水卻沿用傳統的自給自足的供給方式，伴隨着亞熱帶氣候的催化，令生存環境迅速惡化，疫病廣為流行，一時間包括軍人，死亡人數居高不下，遠東殖民地成為了正常人眼中的畏途。從天而降的謀生之途乃至於致富機會，令港島內有治安緊張混亂、外有海盜滋蔓難圖，再加人口組合畸形，令香港的社會問題居高頻發且難以根治。
香港淪為爛匪溫床
作為大清的邊陲小島，島上居民全部為低下階層，其聚落可分為漁村、石礦村、農村和集鎮。據1841年5月15日的《香港公報》第二期所記載，香港島的原住居民主要分為漁民、農民及打石工人三大類。儘管據《新安縣誌》，至遲在1819年時，香港島上已設有紅香爐訊，赤柱已有兵防守。但香港開埠前，沒有正式的政府或植根於本地的士大夫階層，則當勿庸置疑。
奉行敵視和不合作態度，利用士紳煽動民眾仇夷情緒，讓英國商人重返廣州屢次受挫的同時，大清廣州當局以各種各樣的限制，阻撓中國富商前去香港。甚至於不排除它們還有組織的安排，故意把流浪者、無業遊民和小偷遣送到香港，採用這種以惡報惡的手段，既能清除社會上的罪犯，又可以破壞已失去的港島的安寧。
開埠不久，香港迅速淪為華人「奸民、爛匪」等遊手好閒之輩的聚集之地，品流複雜令其聲名狼藉。內地較有地位和財力的士紳「談港色變」，無不以「番鬼蠻夷聚集之地」目之，堅拒南來。大部分來自華南沿海的新移民中，主要以小本商人、體力勞動者、赤貧戶、海盜，以及背景不清白的低下階層居多。
在這個蕞爾小島上，華人一直作為主體民族，佔據總人口的95%以上。但其早期人口基本構成，大多為泥水匠、木匠、石匠、築路工人、地痞流氓和私梟海盜等，經濟和社會基礎異常薄弱。無怪乎港府庫務司馬丁在其報告中慨嘆：「經過三年半不斷開拓，島上連一個有體面的華人居民都找不到」。
《經濟學人》：「香港什麼都不是」
華人社會之外，有一個千差萬別的歐人社會。英國人壟斷了統治機構的所有高級職務，英資財團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命脈，然政府顯官和商業貴族畢竟只佔白種人的極少數。另一小類精英是帕西人，作為世居印度經商的波斯裔襖教徒，最富裕又極具影響力，完全西化的他們作為英商的核心搭檔，早已融入上流社會的圈子。數量上不次於英國人的是葡萄牙人，他們絕大多數在澳門土生土長，因不斷與異族通婚而家世嬗變，名為歐亞混血人，實際上則成了邊緣群體。
位於帝國最東端的這片領土，初期不大可能吸引有識之士、優秀專業人才、訓練有素的管治者和不沾鴉片的正當商家。反倒是引入了人數不多，然對社會危害不小的歐人群體，一批來自於歐美國家的流浪漢、騙子、逃兵、逾期不歸的水手和妓女乘虛而入。儘管被香港的上流社會所排斥，視其為有損洋人體面的賤民，但並不能阻止他們經常出沒於太平山華人區，招搖撞騙，惹是生非，大行作奸犯科之道，由此成為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和最大的毒瘤。
1846年8月，《經濟學人》在報道中描繪，「香港現在甚麼都不是，只是一些鴉片私梟、土兵、官員和軍艦水手的補給站」。十九世紀中葉遠赴香港的歐洲人當中，絕大部分是冒險家、走私客、存心賺快錢的商人，以及從東方退役的水手或士兵。「香港是歐洲罪犯、逃兵、魯莽冒險家和投機者的庇護所，這點在英國是人盡皆知」。另據美國訪客奧斯瓦爾德‧蒂法尼在其書中記述道，「那些來自倫敦邊緣地區，全靠運氣好才沒有被流放到博塔尼灣的替罪羊和流氓地痞，在維多利亞城可找到他們的蹤影，這些傢伙在那裏作威作福，對本地人頤指氣使」。
衛生差劣疫症流行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中的描繪，可視為是一段準確的歷史。「冬天，海拔才一千多英尺的太平山，有些年飄雪，一入5月，還來不及脫下毛質內衣褲，潮濕悶熱的天氣肆虐。英國人一吃蒼蠅停留過的肉類，整個夏天捂住肚子找醫生」。「先是不知哪來的熱病，西營盤的駐防官兵像蒼蠅一樣死去。接下來，瘧疾從東區的沼澤地蔓延開來，炮隊四分之一的士兵，躺在床板上發寒發熱，樹葉般的顫動。異鄉做鬼的士兵埋葬的墳場稱快活谷，就是中文的跑馬地」。
英軍強佔香港後，在前10個月裏，港島即增加了近5,000華人移民。1845年6月，華人政務司首次發表人口調查報告，香港的華人已達到22,860人。在港府強行實施華洋隔離政策的驅使下，太平山一帶，逐漸成為了華人集中聚居的社區。該區同時又是開埠初期英軍駐紮所在地。
當時的華人大部分居住在唐樓中，這種原型來自於廣州的房屋，一般是兩層高，上層為無窗房間。儘管每層面積不過就50～60平方米，一般都滿滿至少塞進50～60人。居住環境之惡劣，英國醫生的評價是「華人的住屋環境連養豬都不適宜」。而事實上當時的華人的確在住宅內合法的養豬。港英當局對此熟視無睹，關於公共衛生條例的立法要待40年後才陸續出台。
吃喝拉洗皆同一水源
早期的島上居民，日常用水基本上以溪流為主，太平山華人社區亦不例外（至今港島太平山街仍有水巷存世）。當時的人們，吃喝拉洗都依賴同一水源，而社區又沒有地下排水設施。隨着移民聚居人口的急劇上升，從各溪澗和水坑收集到的水開始不敷使用，也逐漸被污染，變成為不宜飲用。乾淨水匱乏、排水溝骯髒時時成為疾病的源頭，也給50年後香港的世紀大鼠疫埋下了禍端。
居住環境擁擠和衛生條件惡劣，水源不潔和排污不暢，氣候悶熱潮濕和土地蒸鬱瘴氣，交織演變成為香港開埠初期疫情高頻爆發的主要誘因。從和安里三義君祠、卑利街伯公老爺廟，到水巷和常豐里新老福德宮，華人在荷李活道與太平山街一帶很早就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廟宇，然借助於神靈亦無濟於事，各種疾症仍不時發生，當時的香港百姓年圴死亡率在十餘年間令人驚駭。
興許是東方的神靈更不鍾愛庇護西方人，一旦掠過貧窮和擁擠的華人社區後，疫情會以更凶猛的狀態肆虐整個歐籍人群體。1843年5月～11月期間，瘟疫熱病盛行，駐防英軍1526人中，染疫後死者高達24%。其他外國人也來能幸兔，400人中死亡者佔到10%。第98團的英軍在21個月之內有257人死亡，炮隊135人中，兩年中死亡51人。1850年秋天的大瘟疫，令港島本以惡劣的衛生環境更為惡化，僅英軍59團便又有136名士兵被送入天堂，以致於當時倫敦音樂劇院有首流行歌唱到：「要去香港的話，千萬別找我。」
社會公害一發不可收拾
原本為化為之地，開埠後突然間熱鬧起來。殖民統治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和致富機會，社會也同時滋長着罪案和緊張混亂的狀況。相對於內地的民不聊生，香港的新財富極具誘惑力。華南沿海地區自然經濟逐漸瓦解，勞動力過剩下，低下階層擠壓出來的本地（廣州）、福佬和客家成年男性，到遠東求財的歐洲冒險家，中英間斷斷續續的角力，遊蕩於兩地間的便利，成為導致陸上犯罪和周邊水域海盜行為猖獗的主要原因。
同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一樣，開埠伊始，吸毒、賭博、色情業這三大社會公害亦同步泛觴，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至今也做不到完全根除。港府時而放任自由、時而更有意為之政策的催谷下，香港社會的病態日益加重，衍生出更多的罪行，釀成無數的人間悲劇，更加劇了貧富懸殊及社會的不公義，使殖民地的一些正義之士也倍感蒙羞。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