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度沉寂的「中等收入陷阱」話題重回公眾視野。日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他指出，今後5年到10年，中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甚至覺得五五開。」錯漏嚴重的演講記錄在網絡上流傳，引起廣泛關注（準確版請參見財新網與清華大學方面共同核定的文本），似乎這位素以直言著稱的學者型官員並不看好中國經濟前景。這種解讀頗為片面，應完整、準確地理解演講者的觀點。

 

 

樓繼偉在演講中其實假設了兩種情境。他首先說，「如果我們下大力氣推進結構調整，中國中期經濟增長率有可能達到6.5%－7%。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前景。」網上炒作的不過他所述的「另一種前景」，而演講的主體內容正圍繞如何實現前一種前景而展開。其分析基於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非凡成就和制度基礎，也正視存在的問題與風險，結論是實事求是的。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取決於中國能否推進全方位改革，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成為全球範圍內有競爭力的高技能創新者。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的概念，並在2011年前後中國討論「十二五」規劃時引發熱議。它意指鮮有中等收入經濟體能夠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它們往往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是二戰後不多的成功範例，拉美多國則是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更有許多國家至今仍陷於「貧困陷阱」之中，從未實現經濟起飛。

 

中等收入陷阱為何關山難越？蓋因一國步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以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為代表的傳統的增長部門，會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而失去競爭優勢；隨着與技術前沿的差距縮小，生產率又不再能依靠簡單的學習和複製來提高，須轉而訴諸創新。這樣，它可能遭受低收入國家和富裕國家的兩面夾擊。擺脫這一不利處境，需要通過制度變革來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培育創新型經濟體的四大支柱：競爭和創造性破壞、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動態化的勞動力市場體系以及更多依賴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和證券市場的金融體系。惜乎這一轉變知易行難。

 

 

經過30餘年改革開放，中國人均GDP已處於中等偏上水平，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曾有人士斷言中國已成功跨越，立論未免輕率。應當看到，中國既具有進一步騰飛的根基，也有獨特的不利因素。中國業已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並始終重視對外開放。然而，畢竟是「新型加轉軌」，計劃經濟的體制殘餘仍普遍存在，而適應知識經濟和法治經濟的新體制還有待健全，尤其體現在產權保護、勞動力流動、土地流轉等方面。雪上加霜的是，由於歷史上人口政策的失誤，中國未富先老，勞動力人口正在下降。正如樓繼偉所說，其他國家可能有20、30年的演化過程，而中國只有5到10年的調整期。

 

風險不等人，應對之道亦顯而易見：中國必須加速城市化，繼續釋放農業人口，同時要將城市改造得更適合現代企業生存。為此，需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教育上的投入，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土地使用制度，促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資金和土地市場的形成。城市管理體制、土地管理及地方財政體制亦應健全。應當說，這些改革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決定中早已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可靠保障。

 

 

然而，關鍵在於實施。目前，數百項改革任務進展不一。金融領域的改革最令人欣慰，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和資本賬戶開放正穩健推進。但是，不少領域改革進展有限。2014年7月，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迄今有14個省市出台了落實方案，而人們最願意落戶的省份悉數缺席。社會保險體系改革也步履維艱。兩年來，國務院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成效初顯，但是，在基礎性上遊行業和服務業，行政性壟斷和管制壁壘仍森然矗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與此環環相扣，故不應過度滯後。

 

接下來，協調推進諸項改革顯得更加迫切。有跡象顯示，改革意識較強的部門有意倒逼相關領域的改革，但是，其他領域的改革也應及時跟進，否則只會對前行者形成掣肘。公眾殷殷期待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便遲遲未見推出。倘若國有企業和地方債務平台仍未去除軟預算約束痼疾，對利率、匯率等市場信號不敏感，金融改革的效果必將大打折扣。此外，制度設計和宏觀政策均需立足長遠。政策往往圍繞現實矛盾展開，有必要對短期利益作出權衡妥協，但不宜失於隨機行走。

 

中國既不命定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會先驗地獲得蔭庇，未來完全取決於自身的作為。「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工作即將展開。檢視「十二五」規劃，總結目標實現的經驗和落空的教訓，讓創新與效率從紙面化為現實，中國經濟才能實現那驚人而壯美的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