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聖誕和元旦，首次陷於催淚彈白煙彌漫的迷濛中。
外媒寫香港，愛以催淚彈「開玩笑」，德國之聲的元旦頭條報道，標題是〈港警跨年夜發催淚彈 示威者元旦遊行蓄勢待發〉。
催淚彈肆虐 老樹與昏鴉
聖誕期間，德國之聲的標題有「聖誕催淚彈四射」之句，美國之音稱「港人首次硝煙中度聖誕日」，《紐約時報》則發表專欄作者羅杰．科恩（Roger Cohen）的The ‘Infinity War’ 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香港街頭的「無限戰爭」）（註1）。
從聖誕前到元旦，看到尖沙咀彌敦道大榕樹旁的「場景」，想起元代散曲家馬致遠（約1250—1321?）的「枯藤老樹昏鴉」（天淨沙‧秋思）。
如今香港的破敗景象，恰似枯藤纏着古老的大榕樹，人們只聽到黃昏時烏鴉難聽的叫聲。
在政治現實中，烏鴉聲被視為惡言、咒語或空話、謊言。難怪有人在記者會呼籲港官：講人話。
稱雨過天青 再添又一村
2019年12月31日，官方啟播新年宣傳片。港官稱，對於半年來的社會動盪「責無旁貸」，會「虛心聆聽」和尋找出路；她承認「制度上有不足」，盼社會「早日復和」（大意）。較早前，她有尋求社會和諧的諾言，又有「雨過天青」的願景。
撐官者讚揚「雨過天青」的自信，還添了一個願景：「柳暗花明又一村」。
許多港人說，「聆聽民意」一類的官腔聽厭了；並責問：連對話平台都沒有，哪裏見「又一村」？
「又一村」實是政治的烏托邦，六不之下何來「又一村」？六不是指：
一不切實際，二不認錯，三不對話，四不談判，五不問責，六不設獨立調查委員會。
所謂不切實際，有兩個方面。
在政治、法律層面，提出「送中案」（又稱修例），忽略了「一國屋簷」下的兩制邊界、兩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巨大差異，說大陸法治程度居全球高端。這種脫離實際之說，引起港人對人身自由更大的焦慮，引發抗議巨浪。
在經濟層面，千億港元填海的「明日大嶼」，被視為好大喜功「政績工程」，不切實際。
石田不出穀 畫餅不充飢
2019年2月，在車公廟求得的香港第86籤，恰是對「明日大嶼」的反諷：
「石田為業喜非常，畫餅將來未見香；怎曉田耕耘不得，那知餅食不充腸。」
盡是沙石的田不宜種稻是常識，硬去「開發」是畫餅充飢的蠢事。提出「送中案」也似「石田為業」，漠視港人的焦慮，不可能有「收成」。
對於不切實際的決策、造成人身安全威脅的事件，官方竟無認錯的勇氣。其中七‧二一事件（註2）和八‧三一事件（註3），是人心轉向的重要標誌，許多港人因這兩個事件而改變撐官、撐警取向。官方卻一直掩蓋真相，拒絕公開道歉，公信力陷於低谷。
民國初期，袁世凱復帝制失敗發表〈撤銷帝制令〉，向國人道歉：「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港官缺乏這種勇於認錯的胸襟。
曾鈺成模式 啟談判之門
官方之頑固，還在於拒絕建對話平台，抽籤式的官民對話只辦了一次就停止。沒有對話，也沒有談判的平台。官方視勇武派為暴徒，又稱他們沒有大平台、出面者，因此放棄談判。
參與社會抗爭者，多為大平台下的和理派，還有近期崛起的街坊派。此外，有許多相對較獨立的NGO，這是民間社會的大支柱。官方如有意構建談判機制，大可先與這類抗爭者對話。
不對話、不談判，社會陷於警方與勇武派街頭武鬥的惡性循環，催淚彈未能「止暴」卻波及無辜市民。警暴積下民怨更大，連外國律師到香港考察後亦「震驚」（註4）。
警察上陣只能是應急的一個選項，而非唯一的選項。
即使在「你死我活」的戰爭中，敵對兩方也常有談判。例如國共內戰期間（1946—1949），從遼瀋戰役（東北會戰）、平津戰役（平津會戰）到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有或大或小的談判。如今港官怎可不與抗爭各方對話、談判？
理大和平撤離模式（或稱曾鈺成張達明模式），為對話、談判試探了一條路，官方大可再作新的嘗試。
官方如不出面，也可委託能與各方對話的某些建制派人士（如曾鈺成）、第三方（如宗教、社工團體）或專業人士（如張達明和其他法律界人士）試探。
邁開對話、談判之步，尋求和平、妥協的可能途徑，才有整個社會「休養生息」的希望。只靠橫飛的警棍、胡椒噴霧、催淚彈，真能使社會「復和」、「重新出發」嗎？
掩蓋七二一 侵害知情權
官方引起很大民憤的，還有第五個「不」：不問責，第六個「不」：不設獨立調查委員會。
宏觀層面的、全局的獨立調委會，與微觀層面涉警個案投訴的監警會，並無職能的重疊，官方卻一直拒絕設立（註5），最近才提出設立檢討委員會，卻聲稱沒有搜集證據的傳召權，這是虛應民意。
不設獨立調委會，不徹查「送中案」決策（政府、行會、立法會）的偏失，不疏理七‧二一、八‧三一和新屋嶺事件的真相，不探究其他宏觀層面的「深層次矛盾」和官方的失去人心，不還原真相、漠視港人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官民的互信必難重建。
官方缺誠意 吹浴火重生
「送中案」導致社會動盪6個月，至今還無平息跡象，主因是官方應急無方，缺乏可行、及時的舉措緩解官民糾結，又不正視民眾一再提及的執法偏失（警暴）。不斷喊口號「和諧」、「浴火重生」，只是石田種稻望收成的迷幻。
當政者應以人為本，切實緩解社會糾結，正如儒家經典《孟子．滕文公》言：「民事不可緩也」；英國經濟學家丹尼斯．繆勒（Dennis C. Mueller），在《公共選擇理論》第3版（Public Choice III）論析政府行為，稱「應以某些基本方式回應受到這些行為影響的那些人」。港官缺乏的，正是「民事不可緩」的責任感、誠懇回應民間合理訴求的緊迫感。
註釋：
註1：The‘Infinity War’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by Roger Cohen, The New York Times, 2019.12.27.
本文原題〈六不加深民怨 哪裏見又一村〉，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