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親家庭和住公屋如何影響社會流動？

若把移民潮的影響計算在內，觀乎1956至1991年期間出生世代中父母與子女學歷的相關系數，則期間香港社會的跨代向上流動性實質上並無改變。

1961至1976年出生的世代，受1967年暴動以及九七回歸前兩段期間的海外移民潮影響，父母與子女學歷的相關系數較低。

向上流動的社會挑戰

由於大批家庭移民海外，留港學生的教育前景自然大為改善。

上述歷史發展引致兩方面後果：首先，上世紀1980及1990年代出生的世代被認為教育機會及不上1961至1976年出生世代；其次，隨着較早期移民海外的家庭及子女回流尋找經濟機遇，1997年之後就業市場上競爭亦轉趨激烈。

因此，在教育方面投資以填補不足實在至關重要。香港的問題是缺乏相關就業技能，這將大大有損經濟增長與社會均等的形勢。雖然各世代之間的教育機會一直保持穩定，但不同家庭及背景之間卻存有差異。社會目前面對的一大挑戰，即在於如何改善弱勢家庭學生的機遇。

世代弱勢的家庭背景

在昔日的觀念中，當局提供普及免費教育就已足夠，以為家境欠佳而處於嚴重弱勢（無法負擔教育費），純屬資本市場不完善的問題，因而奠下免費教育政策的基礎，在全球大部分地區都提供政府免費教育。歷經半個世紀以來，免費教育政策在全世界遍地開花，但不均現象卻仍未見改善，究竟問題根源何在？

根據現有的研究結果，雖然學校教育原則上能為學童提供學習機會，卻未能顧及校外的學習時間，其實不少學習活動在家中進行，幼兒及童年時期尤其如此，是以單憑學校教育並不足以完全抵銷家庭背景的不利因素。

美國的研究經驗顯示，有關終身收入不均的變動，有半數在中學階段之前就已形成，可見要幫助家境欠佳的子弟，必須及早介入，問題只在如何找到他們，從而施以援手。

我採用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以年齡介乎20至24歲、出生於1986至1991年者（這正是接受大學教育的年齡）為研究對象，從學歷作跨代流動性的分析。【表1】與【表2】分別以父親及母親的學歷為依據，列出有關研究對象學歷所繫因素的迴歸系數。

破碎家庭的社會代價

我的研究發現，研究對象若本身為新移民、或父母為新移民、或在單親家庭中成長，其所處弱勢尤其嚴重；此等家庭狀況不難識別，應能運用社會資源對症下藥，採取預防及補救措施。

美國等發達國家中離婚率不斷趨升，導致在單親家庭中成長者人數日增，成為窒礙兒童前途的最關鍵因素；香港的離婚率近30年來持續飆升，現已躋身全球十大最高離婚率地區之列。

備受討論的80後與90後年輕人和長輩的世代鴻溝問題，亦反映出成長於單親家庭的人數日增。1981年，11至20歲的青少年只有1.2%在單親家庭中成長（【表3】），他們屬60年代出生的一代，同一比率在1991年升至2.9%，2001年則增至7.0%，及至2011年更達11.7%；期間增幅高達10倍，實在非同小可；再者，由於普查不會把再婚的父母列入單親家庭計算，故單親子女的數目肯定會被低估。

1981至2011年期間，1至10歲（正處幼年發展關鍵時刻）兒童於單親家庭成長的比例，增幅亦高達10倍；可見80及90年代出生者與60及70年代出生者的成長環境有極大差距。

置業條件的教養優勢

我在研究中亦發現，在擁有物業（無論是私人住所抑或政府資助自置單位）的家庭中成長，子女學歷優勢往往遠勝在租住私人住所的家庭中成長者，這可算是意料中事，因為擁有住所對增進家庭財富的巨大效應，往往未能於父母的學歷或收入之中充分反映，調查中所報的家庭收入多只屬工資，鮮有包括從固定或流動資產所得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研究顯示1981至2001人口普查年期間，居於政府資助自置單位者（以居屋為主），其學歷優勢與擁有私人住所者相若，但在2006至2011人口普查年，其學歷優勢卻顯著減弱。

租住公屋家庭的父母學歷對子女學歷的影響亦有所改變。在1986至2001人口普查年期間，有關影響與私人住所住戶比較呈現正值，但在2006至2011人口普查年期間則呈現負值，有關世代為於1981至1991年出生者。

出現這些居住條件的差距及轉變，原因何在？

弱勢溫床的脫困關鍵

關鍵在於以下兩種因素的互動作用：一、公營房屋住戶組成的轉變；二、貧困階層離婚率趨升。

1976年的公營房屋單位租戶，在全港人口家庭收入分布最高50%中佔48.3%（【表4】），及至2011年，所佔比例則降至25%。由此可見，35年之間租住公營房屋的家庭收入顯著減少；反觀私人住所租戶的經濟狀況則有所不同：1976年，在全港人口家庭收入分布最高50%中佔46.1%，及至2011年，所佔比例則升至60.7%，收入遠勝公營房屋租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