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無意大悲大喜,企業不願大起大落,國運更忌大風大浪。正像香港回歸前後,有過反反覆覆的「唱衰香港」一樣,最近關於中國,有「大崩潰」和「大繁榮」一起現身,倒成了極富爭議性的話題。中國有沒有可能步向一個「大崩潰」,或是實現一場「大繁榮」,話題冒起,自有因由。
撰文:李春 (資深傳媒工作者)
有如把香港跟「唱衰」放到一起,已有年頭,把中國跟「大崩潰」放到一起,也非新的說法,只不過這回來得有些突兀。今次「大崩潰」,源自美國老牌中國通、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他撰文提出此論,後來華爾街日報上又有多封讀者來信,由之引起關注和討論。
說「大崩潰」再冒出特別,一是因沈大偉本身被認定是美國的務實知華派,二是這位溫和學者拋出的重要結論是中共統治進入最後階段,而且走得比一般想像的要快。
中國對「大崩潰」之說有所回響
「大崩潰」之說再出,國際反響未如想像般強烈,倒是中國方面有些敏感。於政治層面,左右兩派表現不同,左派自然是堅決反對,強烈批判,右派則多閉口不言,似有與「境外勢力」劃清界線之意。而中國知識界介乎左右之間者,有同意論據但不支持結論之說。
於經濟層面,中國經濟界願意就此發言者似乎一邊倒反駁「大崩潰」論,而這種批駁,正是認同「大崩潰」論據,但不認同中國經濟有崩潰的可能。比如同意中國經濟的發展成果並非是普惠型,所以穩增長缺民間支持;比如認同中國經濟已到了通貨緊縮的邊緣,多項經濟指標表現更差,顯示中國經濟到了比去年更困難的階段。但中國經濟界普遍不認同中國經濟有崩潰的可能,也相信市場力量在加強,有助阻隔危機的到來。
「大崩潰」之外,「大繁榮」之說也引起佷大興趣。而「大繁榮」之說的興起被認為來自中國總理李克強,因為李克強是愛讀書、愛薦書之人,李克強最近向人薦書,書單上排在前頭的就是「大繁榮」。
「大繁榮」之說來自《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一書,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研究就業與增長理論的學者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
在書中,他思考經濟繁榮因何於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在一些國家出現,認定興盛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特別是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願望。相信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了庶民的繁榮興盛,即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
「大繁榮」靠創新營造
近年埃德蒙.費爾普斯關注中國發展,頻繁訪問中國。去年他受邀與李克強會談時,就向李克強贈送了《大繁榮》一書,當時李克強就說,已經看了這本書。今年初兩人再次見面,費爾普斯當面與李克強切磋,向李克強推薦自己的「大眾創新」理論。
李克強當時特別強調,他提倡的是「大眾創業」,而不是費爾普斯倡導的 mass innovation(大眾創新)。那是因為中國就業壓力巨大,每年新增城鎮勞動力有1500至1600萬人。大家都知道經濟增長首先要保就業,所以首先鼓勵「大眾創業」。同時在新的形勢下,要衝破固有的利益藩籬,再力促「萬眾創新」。
從最近3月人大會議上李克強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再次看到,由「大眾創業」到「大眾創新」,形成李克強領政的一條紅線,由這「兩創」,以圖形成中國經濟的新引擎,而這一新引擎如能產生強大的推動力,就有可能把中國推進新的「大繁榮」中。
既看「大繁榮」 也看「大崩潰」
其實看今天的中國,既要看「大繁榮」,也不能不看「大崩潰」。看「大崩潰」,主要看別人如何提醒中國,中國到底有哪些已暴露的問題,又有哪些潛在的危機。比如說,去年建制派專家已放言說中國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但最近中共領導層的講話中,還是提出要防止跌落「中等收入陷阱」,顯示中共領導已有相當的危機意識。
而看「大繁榮」,是從危機感中站起來,更多地是去找中國規避陷阱的路徑,求得中國發展的新方法。這是因為,過去中國學界不斷談「拐點」,但沒有拐出個名堂來,中國的發展之途,這回真的到了不能不拐的關節點了。
所以,簡單批駁否決「大崩潰」,有些蒼白無力。簡單的說,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群虎已經把中國弄得如此污煙瘴氣,中國沒有「大崩潰」,實在是萬幸。反過來說,有如此多的書記、部長、將領貪腐和濫權,中國居然沒有崩潰,說明其自有強大的生命力,以及自我再造機能。如執政黨在政治上能革面求新,走上既定的市場化道路,先「大眾創業」,再加「大眾創新」,中國「大繁榮」也指日可期。
由中國而香港。香港過去被輪番「唱衰」,事實證明香港雖然有大風大雨,仍未「衰」下。以此歷史觀照中國的「大崩潰」,有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的參照價值,如果更深入些,還可探求出社會發展的一定邏輯。是以今天站在香港聽「中國崩潰論」,可以拿過去的「唱衰」來作更深的品味。
雖說大河小井之說,已入陳詞之列,但說到中國的「大繁榮」,則是對香港的新考驗。中國的「大繁榮」,其實還有一個政治術語叫「民族復興」。在今天的爭取「繁榮」和未來的達致「復興」進程中,香港能掉隊嗎,能缺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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